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認為,在我國,保持一定經濟增長速度非常有必要,這關系到國民就業、金融安全等問題。如果政府能夠用好改革、用好投資來實現穩增長,中國經濟保持7%乃至更高的速度都是有可能的。
中國經濟增速見底了嗎?
國家統計局4月15日公布,一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14066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0%。雖然這一數字高出業界普遍預期,但仍然創下了近6年來的新低。中國經濟增速見底了嗎?
18日,林毅夫在論壇上表示,此輪經濟增速下滑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直到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速僅為7%,這是我國經濟持續下滑時間最長的一次,7%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創下了新低,經濟增速下滑的態勢很大。
“保持一定經濟增長速度,關系到就業,關系到國家的金融安全,是非常有必要的。”林毅夫指出,這輪從2010年開始的經濟下滑,主要是外部性及周期性的原因。以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的第一駕馬車出口為例,2008年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尚未完全復蘇到此前的水平,導致我國出口從改革開放以來10%以上的平均增速,降低到去年的3.8%。
但在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看來,從2012年開始中國經濟不再“保八”,這輪經濟下滑主要是由于我國潛在增長率的下滑導致的。
“總的來說,我國人口紅利消失了。”蔡昉表示,2010年我國勞動力人口達到峰值,隨后幾年絕對數量減少,這不僅導致了勞動力供給的下降,也導致相關的經濟活動人口、新成長勞動力人口、新畢業的各類學生人數等,都已經或者即將到達峰值。
“這些因素影響我國勞動力的供給、人力資本的供給,進而導致資本報酬率降低、資源配置效果減弱等現象,最后造成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滑。”蔡昉認為,中國經濟還存在繼續下探的可能。
來自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的《2015年第二季度中國宏觀經濟預測與分析》則認為,雖然當前中國經濟正在面臨過去20年來比較艱苦的時刻,中國經濟整體下行的趨勢在進入2015年之后得以延續,但增速下行的底部已經開始浮現。
經濟穩增長仍要靠投資?
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介紹,經濟數據中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向好的跡象,其中3月中國制造業PMI為50.1%,比上月提高了0.2個百分點,重回臨界點上方;3月份CPI為1.4%,價格水平運行平穩。而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實際增速。
刨除價格因素后,一季度社會消費品實際增速為10.8%,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加明顯。
經濟增長的溫和回升依賴對新增長點的培育。李稻葵列舉,新增長點正在一個個得到落實,如高鐵、保障房逐步得到落實,居民消費持續拉動經濟增長,環境保護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貨幣增長很可能向更加靈活的方向轉變,“一帶一路”、京津冀經濟帶等戰略規劃的提出和落實,為區域性經濟發展提供充足動力。
但在林毅夫看來,在短期內,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到現在還未推行,所以可能陷入如日本那樣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疲軟,這就意味著我國出口短期不可能再高速增長。“我們的經濟是否能夠穩增長,必須依靠我們的內需,即消費和投資。”
“中國經濟是否見底取決于我國能否用好投資這個機會。”林毅夫說,從投資來講,我們的空間更大,既使現在有不少產業是產能過剩,但這些產業大部分還是集中在中低端,未來向中高端升級潛力巨大,“這是好的投資機會,經濟回報高,社會回報高。”
另外一塊則是基礎設施建設。林毅夫指出,固然過去我國投資了不少基礎設施,但是大部分是連接一個城市到另外一個城市,包括高速公路、鐵路、機場和港口等,但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如地下鐵路、地下管網等還相當欠缺,這一方面會有巨大的空間。
不過,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院袁鋼明則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觀點。他認為,過度重視基礎設施投資是目前存在的一大問題,“中國現在的大型投資太多太多了,目前中國的投資率已經上升到了50%!”
袁鋼明指出,基礎設施投資是依靠中長期和大量的貸款投入來進行的,時間太長,風險很大,回收的不確定性很強,這擠壓了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袁鋼明分享了他去年到山東專門調查企業融資的問題,他表示目前國有大型企業、大型項目,滿足率能達到80%以上,而小微企業融資的滿足率不到20%,中型企業不到50%。
就此,袁鋼明提出,未來宏觀經濟政策要減少大規模的長期投資,即使投資減不下來,也可嘗試采用基金或者其他的股權投資,或者更好的一些周轉快的融資方式,以此來解決銀行的風險和壓力及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應為地方政府設立正面激勵機制
在李稻葵看來,應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有充足的信心,但在增長動力轉換的過程中,應該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盡快發行地方債,同時應該致力于成立一些運作方式類似世界銀行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從中央的角度,應該設計一些正面激勵機制促進地方政府有所作為,以改變目前地方政府出現的懶政、怠政等問題。
李稻葵特別建議,在保持反腐高壓的同時,要給真正有所作為的官員正面激勵,每一級政府專門設立特別的優秀工作獎、勤政愛民獎、促進改革創新獎等。“一副好藥應該是復方藥。反腐、反奢靡是懲罰機制,獎勵先進是正面激勵,兩個都必須有。”
“觀察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動力的轉換接續,結合我們的宏觀預測模型,預計2015年上半年GDP增長速度為7%,2015年全年經濟增長速度為7.1%。”李稻葵介紹。
對此,蔡昉也給出了比較樂觀的預測。在他看來,縱然我國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但影響勞動力供給、生產率提高還有一系列支柱性因素,通過改革來擴大勞動力供給,比如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在城市里勞動,及其他各種提高生產率、提高競爭的改革,都可以帶來紅利。
“在這里,改革紅利不是一個空洞的詞,我做過相應的模擬,如果相應的改革都能到位、取得成果,未來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增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加快,對未來正面的勞動力供給效應帶來的改革紅利,可以提高GDP1—2個百分點。”蔡昉說。
這與林毅夫的觀點比較類似。在他看來,我國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方面都有空間,如果能根據經濟的需要把這些政策用好,再加上必要的改革,尤其是短期能否增加需求及長期能夠提高生產率的改革都用好,相信經濟保持在7%及更高一點的增長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