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5月16日 星期五
一
在新常態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立足循環經濟和高科技兩個方面。目前，發展循環經濟是中國發展的必然選擇。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經濟正遭受資源、環境問題的嚴重制約。目前，我國依然處于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十分嚴重的時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大、總量大，遠遠超過環境自凈能力；二是我國生態環境面臨著邊建設、邊破壞的局面，生態破壞范圍在擴大；三是老的環境問題尚未解決，新的環境問題接踵而至。所以，轉變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發展循環經濟，已十分緊迫。另外，面對世界經濟激烈競爭局面，國家經濟發展也要把高科技放在重要位置，要加大高科技研究投入，要立足在高科技領域占有諸多制高點，這是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在新常態下，發展循環經濟和高科技都需要創新，我們需要使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如何推進創新建設，應注重制度建設和人文精神建設，這是保證創新驅動的長期基礎。
什么樣的制度最有利于創新？核心是公平。公平有利于創新得到合理回報。如果實現了制度公平，那么人們對社會創新貢獻越多，社會對其回報就越多，這會鼓勵更多創新出現。公平也為創新提供有利環境。社會公平，社會就穩定，創新就有一個好的環境。問題是，怎樣才算制度公平？在經濟增長層面，公平的制度關鍵是應實現經濟收益的均衡分配。對于因人類勞動而產生的收益，公平的分配原則應是按勞分配。但問題是，有些人由于先天原因，在勞動能力以及所能獲得的勞動條件等方面處于劣勢，但這種劣勢不能歸結為個人不努力。所以，按勞分配也是有缺陷的。為了彌補先天資源分配和后天按勞分配的不足，就需要有人道原則做補充，其中社會保障制度就是對這種不足的一種必要補充。由此，經濟收益均衡分配的公平原則應是按勞分配原則和人道原則的有機結合。
另外，什么樣的人文精神最有利于創新？核心是奉獻精神。首先，創新需要奉獻精神。創新的最大受益者是社會，并非個人。因為創新往往面臨許多不確定性，對弱小的個人而言，由于承擔風險的能力有限，創新往往是成本大于收益。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是否注重創新，是否有創新的充足動力，就需要有奉獻精神作為堅實底蘊。其次，奉獻精神有助于為創新提供一個寬容的人文環境。奉獻者往往是包容的。在包容的社會，人們就不怕失敗，這對創新是一種間接激勵。從歷史上看，凡是注重包容的社會，創新精神就豐富。在我國，唐朝的繁榮就與唐朝的包容是密切相關的。在國外，西方近代文明的開啟與包容也是密切相關的。在文藝復興時期，一方面，是科學和藝術的發展；另一方面，一些法術和神秘學也構成了當時自然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包括占星術、金丹術、鬼怪學、占卜、法術、新柏拉圖主義神秘學等。在科學和偽科學的斗爭中，科學最終取得了勝利，也開啟了西方文明的新時代。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包容與縱容不同。包容是對多元化的寬容和理解，而縱容則是對惡的視而不見和放縱。包容本質蘊含奉獻精神，而縱容則是極端自私，本質是惡的幫兇。包容與縱容的區別，就如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君子是包容的，而小人則是縱容的。荀子曾經說過：“君子賢而能容罷，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而小人則是：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等；同時，若有人傷害到自己，則必是睚眥必報，從不知諒解和寬容。若一個社會滿是縱容，則包容必然無生存之地，創新就必然稀缺，而且創新者往往成槍打的出頭鳥，先爛的出頭椽。第三，富含奉獻精神的社會，有助于為創新提供真實信息。一個充滿奉獻精神的社會，必然是真實無欺的。社會沒有坑蒙拐騙，從經濟角度看，自然社會反映出的供給和需求信息就真實，這就為創新提供了準確情報，減少了創新的盲目性。第四，富含奉獻精神的社會運轉成本低，這有利于為創新者積累創新資本。一個崇尚奉獻的社會，由于生產者更多具有自覺性，用于監督的成本就低，或者非生產成本會很低，這時，必然就會有更多富裕資本提供于創新需要。
二
在經濟增長動力方面，國家除注重創新驅動外，也要重視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
在要素驅動方面，目前中國最大的優勢要素還是勞動力。中國的勞動力要素優勢是否已經喪失，在理論界和政策研究領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派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如有學者人認為，我國人口紅利已趨于消失，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另一派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并未到劉易斯拐點。所謂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從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筆者認為，中國目前出現的是“人口拐點”，而非“劉易斯拐點”。其一，不能否認中國已經出現“人口拐點”。表現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的表現是第一個老年人口增長高峰的到來。據統計，2013年，我國老年人口數量已突破2億大關，達到2.02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4.8%。我國上世紀50年代嬰兒潮時期的出生人口，現在正形成第一個老年人口增長高峰。另一個方面的表現是人口撫養比上升。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逐漸減少，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報告認為，從2010年至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2900多萬人，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相應上升。其二，中國并未出現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出現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市場要素能充分流動，不存在勞動力的制度障礙；二是農業勞動的邊際產品等于工業勞動的邊際產品，或者是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工業勞動生產率基本相等；三是農業勞動報酬基本與工業勞動報酬相等。但這三個條件在中國都不滿足。一是中國的戶籍制度等多種不平等制度設計限制了勞動力要素的充分流動；二是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仍然要比工業勞動生產率低很多；三是農業勞動報酬及農民工勞動報酬并沒有與正式的城市勞動者報酬持平。之所以出現民工荒，主要原因是農民工報酬偏低所導致的供給與需求不平衡。所以，筆者認為，我國目前在勞動力要素方面，并未達到劉易斯拐點；在我國經濟增長中，勞動力要素仍是優勢要素，我們應積極利用好這個要素。
如何利用好勞動力這個優勢要素，需要國家積極發展有利于發揮勞動力要素優勢的產業，比如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等。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是能夠適應一般勞動力的需要；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則能夠適應高素質勞動力的需要。另外，面對老齡社會的到來，我們還要積極發展老齡產業，扶持老年人再就業。讓老年人在自愿的基礎上實現再就業，對國家發展有許多方面的好處：一是隨著人均壽命的延長，人口素質的提高，許多老年人完全可以再就業，讓能工作且愿意工作的老年人再繼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以充實老年人晚年的生活，少一些孤獨感；二是可以有效減輕國家發放養老金的壓力；三是有利于發揮老年人經驗和技術的優勢。
在投資驅動方面，國家應重點投資現代農業、循環經濟和環境保護、貧困地區發展、高科技產業、現代服務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另外，投資驅動要與創新驅動有機結合起來，重點圍繞有利于促進創新的項目和內容來投資，要實現投資驅動帶動創新驅動，最終以創新驅動促進經濟發展。
（作者：宋圭武 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經濟學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