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體上應該逐步從自上而下的“科技推動＋技術追趕”型創新體系向自下而上的“市場驅動＋開放合作”型創新體系轉變。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增強創新能力已經成為黨中央、國務院和社會各界的共識。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將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了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目標，不僅需要思想觀念上的重視，更需要了解中國創新模式的特點，把握創新體系的變革趨勢，不斷提高創新效率，實現經濟增長動力從高要素投入向高生產率的轉換。
提要：新常態下只能從創新和改革兩個方面探尋未來增長動力的源泉，必須要把創新擺在與改革同等重要的位置。
創新的地位更加凸顯
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源于要素投入和生產力的增長，要素投入包括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生產率的提高也可以進一步分解為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主要是指資本和勞動資源在產業間、城鄉間、國內外之間配置的優化程度，最優的配置將使一個經濟體的產出達到生產的可能性邊界，使經濟增長等于潛在增長水平。資源利用效率則是指在配置效率最優的前提下不斷提高技術水平以及創新生產組織模式，依靠創新來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大量的要素投入，包括人口紅利帶來的低成本的大量勞動力投入和持續高速增長的投資及其背后隱藏的資源能源投入。二是通過改革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既包括部門內的效率改善和跨部門的資源再配置，又包括解決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資源錯配，還包括跨國界的配置效率改善。三是通過激發創新促進技術進步和技術追趕，使生產可能性邊界不斷外推，潛在增長水平獲得提升。既包括通過科技體制改革激發計劃經濟條件下長期積累的科技能力和科技人才融入市場經濟大潮，直接對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也包括通過開放在技術上不斷學習和追趕發達國家。
中國經濟之所以會進入新常態，不僅因為這是國際普遍規律，更是由中國發展的自身特點和內部規律決定的。一是高要素投入已經不可持續。以投資為主要驅動力的發展階段最終會遇到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使高投資速度逐漸下降，引進外資的數量也逐漸趨于穩定；勞動人口比例已經達到峰值并可能開始下降，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二是前期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源再配置紅利逐漸耗盡。從中國經濟增長的規律來看，每一次較大規模的改革行動都會引發一輪新的高速增長周期，但持續一段時期之后增速逐漸下降。三是技術追趕的空間逐漸減少。一方面，中國技術水平在不斷地提高，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在逐步減小。科技部針對中國1100多個技術領域向國內外的科技人員進行了調查，結果是，在17%的領域，中國已經處于國際領先水平，31%的領域與國外處于同等水平，52%的領域落后于國際水平。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技術領先地位，越來越重視防止技術外流，使中國技術追趕面臨的壁壘越來越多。如美國通過《經濟間諜法》、高技術出口管制、外資并購審查、國會安全審查機制等方式嚴控技術外流，尤其對中國更加嚴格和謹慎。
由于要素投入受勞動力數量增長極限、資源能源與環境容量等因素限制，不太可能繼續保持以往的高速增長速度，因此，新常態下只能從創新和改革兩個方面探尋未來增長動力的源泉，必須要把創新擺在與改革同等重要的位置。一方面，以新一輪改革來放開更多的市場領域和投資機會，使資本邊際報酬有所提升，從而使資本等要素的配置更有效率，進而提高生產率。另一方面，除了繼續促進傳統產業的技術進步，還要激發來自市場的更多創新創業行為，鼓勵包括商業模式等在內的多種形式的創新活動，積極發展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通用目的技術，不斷提高資源能源效率和要素生產率。
提要：中國企業仍位于全球生產鏈的低端，自主創新能力較低。
全球創新格局中的中國：優勢與差距
在當今世界的創新格局中，已經形成了北美、歐洲和東亞“三足鼎立”的態勢。從研究開發（R&D）經費投入來看，這三個地區幾乎是各占三分之一。從專利產出來看，美國和東亞的中日韓三國近年來專利申請數量保持較快增長，表現較為活躍，歐洲則相對比較平穩。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在研發經費和人員、論文產出和專利數量、高技術產業規模和產品出口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已經位于世界前列，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相匹配。2013年，中國研發經費達到1912.1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2位；研發人員總量達到353.3萬人年，連續7年居世界首位，占全球研發人員總量的30.5%；SCI論文數量達到21.3萬篇，居美國之后列世界第2位，是排名第三的英國的2倍，占全球總量的15.1%；國內發明專利申請量達到70.5萬件，占世界總量的44.1%，連續四年居世界首位；國內發明專利授權量達到14.4萬件，居日本之后位列世界第二，占世界總量的21.4%。2012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全球總量的24.5%，連續6年居世界第二位；高技術產品出口額連續8年居世界首位，占全球總量的28.7%，分別是美國、德國的3.4倍和2.8倍。
盡管已經取得了上述進步，但是需要清醒認識的是：在這些數量和規模優勢的背后，難掩中國創新能力和質量與發達國家的較大差距。從專利產出來看，盡管歐洲國家專利數量增長緩慢，但是歐洲國家專利質量非常高，始終保持著較高的技術貿易盈余額。美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技術貿易盈余國，但是地位有所下降。在東亞地區，日本是技術貿易盈余國，中國則始終處于技術貿易逆差狀態，每年的技術進出口逆差額大約在100億美元左右。從產業角度來看，2012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研發經費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為1.68%，與美國（19.74%）、英國（11.10%）、日本（10.50%）的差距非常之大。即便是作為后起之秀的韓國，其高技術產業的研發強度也是中國的3倍多。雖然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規模不斷擴大，但加工貿易部分仍然占了出口總量的70%左右，而且大部分出口企業是外資企業。這說明中國企業仍位于全球生產鏈的低端，主要從事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生產，高度依賴進口的機器設備和零部件，自主創新能力仍然較低。
一言以蔽之，中國正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性國家的道路上大步向前，但是這條大路仍然任重而道遠。
多元化的“中國創新模式”：經驗與問題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將中國特色的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描述為五個方面：一是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二是建設科學研究與高等教育有機結合的知識創新體系；三是建設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國防科技創新體系；四是各具特色和優勢的區域創新體系；五是建設社會化、網絡化的科技中介服務體系。事實上，中國的創新體系并非如此清晰，它不是一個簡單系統，而是一個復雜系統。國外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創新體系背后有一個強大而一致的政府主導力量，其實不然。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育，不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能力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強大，而且政府部門之間也遠非一致。
“中國創新模式”的路徑一直是多元化的，至少存在以下三種路徑。一是科技成果轉化，這是代表科技部門思路的主要模式。主要形式包括科技人員下海、高校和院所辦企業、科研院所轉制，以及政府資助科技成果的商業化應用。典型企業包括方正、聯想、科大訊飛、維信諾等。二是從模仿到創新的技術追趕，這是代表從過去的經貿委到現在的工業和信息化部等產業部門思路的模式。主要形式包括：從制造、工藝到產品的“逆向工程”，通過中外合資尋求技術合作，以及各種形式的“市場換技術”等。從低端制造環節起步，逐步向“微笑曲線”兩端邁進，不斷縮小與國外的技術差距。典型案例包括汽車、高鐵、計算機和通信設備等行業。三是發端于市場機制的“準硅谷模式”，代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精神。這一創新模式的特點在于：與風險投資緊密結合、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新技術應用特征明顯，而且留學海歸人才扮演了重要角色。典型企業如搜狐、阿里巴巴、騰訊、光啟理工等。當然，三種路徑有時是交織在一起的。
在當前中國的創新環境和發展階段下，這三種典型的創新路徑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頸或困難。對科技成果轉化模式而言，由于中國基礎研究相對薄弱、投入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將會越來越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承擔政府基礎研究項目，能直接轉化的成果可能不斷減少。對技術追趕模式而言，隨著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發達國家技術封鎖意識的不斷強化，追趕空間將被進一步擠壓。第三種“準硅谷模式”則面臨著另外的問題：一方面由于國內存在一些制度性問題，許多領軍企業主要靠國外風險資本支持、注冊在境外并采取“VIE”模式、選擇在境外上市，導致其引領中國創新的作用不能充分發揮；另一方面，這類企業發展壯大的過程往往會產生一些“創造性破壞”（熊彼特語）的力量，對傳統行業產生沖擊，對政府管理能力帶來挑戰，因此會遇到較多阻力。
走向未來：中國創新體系的發展與變革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創新環境正在發生一些趨勢向好的變化。一是政策越來越注重鼓勵市場導向的創新。國務院已經頒布了一系列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二是市場對創新的正向激勵作用在增強。2008年中國房地產、采礦業、金融業和石油天然氣開采業的利潤率分別為12.62%、23.16%、12.56%和41.56%，而高技術產業的主營業務利潤率只有4.89%，創新活動則得不到有效的市場激勵。而2015年以來，經濟形勢出現變化，高技術產業的利潤增長速度已經超越了許多傳統行業，創新的機會成本趨于下降。
中國的創新特點也在悄然發生一些演變：從以制造業創新為主走向制造業與服務業創新齊頭并進；從科技創新為主走向融合了商業模式和生產組織創新的全面創新；創新主力軍從科技人員走向以整合重組現有技術并實現其價值為己任的企業家。展望未來，中國總體上應該逐步從自上而下的“科技推動＋技術追趕”型創新體系向自下而上的“市場驅動＋開放合作”型創新體系轉變。具體而言，為了在中國特色的創新之路上繼續前行，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調整和變革。
一是要處理好產、學、研的角色定位和互動關系。繼續減輕企業負擔，適度削減產業化和應用研究項目資金預算，減少政府對企業創新決策的干預和擾動，使企業在創新活動決策中成為真正的主體；明確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主要任務定位于基礎研究以及共性技術研究，淡化對科研人員成果產業化業績的考核要求，提高科技項目中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研究的比重，建立和完善公益類研究機構的運行制度；培育一批社會化、專業化的技術轉移轉化服務機構，探索民辦非企業單位等新型組織形式，并在機構運行、專利交易等方面給予一定的稅費減免政策，由這些機構來承擔起聯系企業和科研院所的紐帶。
二是增強創新體系的開放性，從單純的技術追趕走向融入全球創新網絡。逐步打破藩籬、增進交流，繼續簡化對外投資的政策和程序，創造適宜海外人才來華創業的生活環境；學會適應并適時影響國際規則，建立形式上符合WTO規則的補貼政策體系，適時調整DCP（國產化率）等政策；積極主動開展國際科研合作。
三是繼續改善國內的創新創業環境。加強對民營企業和企業家財產權的保護，規范政府行為、不得違法違規干預企業行為；適度放松對資本募集的管制，繼續豐富全國性和區域性私募股票交易市場，探索私募債券交易市場；繼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在北京等地知識產權法院試點基礎上，探索跨省市的知識產權巡回法庭試點；開放更多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準入，給創新創業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
此外，還要逐步深化高等教育體系改革，尤其是應該試點發展非營利機構性質的私立高校。既要利用社會捐助、政府補貼、減稅和適當收學費等多種方式保障其運行經費，又必須確立非營利機構的基本原則，即盈余不能歸屬任何人、只能繼續投入學校建設，這需要通過政府、行業協會、媒體、公民等各種方式加強監督。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副研究員 田杰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