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5月16日 星期五
抓住能盡快釋放紅利的改革
【添加時間：2015-08-17 】 來源：北京日報 分享：
核心觀點
城市是人類有史以來發明的最好的東西之一，核心在于城市能把所有的生產要素和資源集中到一起予以最密集的使用和最有效率的配置，達到最經濟的產出。
城市不僅是要素的集聚，更是因為它著力于人的生活質量的改善和人力資本培養環境的改善。因此，就城市化率來說，我們更要看重人們在城市中的參與感，看重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以及經濟機會的平等。
圍繞資源配置效率推進城鎮化有兩條出路。一條出路是在內涵上推動城鎮化，不僅僅要看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更要看戶籍人口的百分比。另一條出路是推動外延的城鎮化，走區域性的一體化發展道路，像中央部署的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十三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時期，要深刻把握國際國內發展基本走勢，把我們所處的國內外發展環境和條件分析透，把我們前進的方向和目標理清楚，把我們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搞明白。北京日報自即日起開設“新論·‘十三五’前瞻”專欄，邀請權威專家就我國經濟社會下一步發展，特別是“十三五”期間面臨的熱點、難點問題進行分析，敬請關注。
過去我們一直探索的改革紅利，很重要的一部分來自于城鎮化，但是目前城鎮化也面臨著挑戰。未來城鎮化的速度將會減慢，城鎮化與經濟增長互為因果，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導致城鎮化速度減慢，將構成中國經濟新的挑戰。
我國的城鎮化率仍然滯后，與目前的發展階段不相符
最近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則新聞，主持人讓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給大家推薦書，他推薦的是《城市的勝利》。這本書的主要理念是，城市是人類有史以來發明的最好的東西之一，核心在于城市能把所有的生產要素和資源集中到一起予以最密集的使用和最有效率的配置，達到最經濟的產出。
但是，迄今為止中國的城市還沒有“勝出”。雖然過去30多年我們城市化的速度是有史以來全世界最快的，但是，根據現在發展階段和人均GDP的水平進行國際比較，我們的城市化水平還是滯后的。我這里說的滯后，是指54%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
城市的功能是什么？城市不僅是要素的集聚，更是著力于人的生活質量的改善和人力資本培養環境的改善。因此，就城市化率來說，我們更要看重人們在城市中的參與感，看重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以及經濟機會的平等。因此，我們有一個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指標，即“城鎮戶籍人口的比重”，到目前為止大概還只有37%。以此判斷，我們的城鎮化率應該說，與發展階段是不相符的。
城鎮化放慢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減速也會影響城鎮化速度
對于城鎮化來說，我們現在遇到了巨大的挑戰。未來，城鎮化速度肯定會減慢，城鎮化速度的放慢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過去我們曾經把中國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做過分解，經濟增長首先來自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這是生產要素集聚的表現。對中國來說，資本也好，勞動力也好，土地也好，所有重要的生產要素其實都是向城市集中的。這些生產要素貢獻了整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部分接近一半之多，實現了勞動力從過剩的農業、農村轉向非農產業和城市。所以說，城鎮化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
反過來，經濟增長的減慢也會影響城鎮化速度。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放慢了，就導致投資和消費需求的不足，進而導致匯聚各種優質生產要素的吸引力、吸納能力也會減弱，最終導致城鎮化速度放慢。兩者是互為因果的。
推動改革就意味著改變“其他條件”，贏取改革紅利
城鎮化如何影響經濟增長？我們知道，城鎮化也是一個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的過程。但是，這句話只是個學術用語，真實的勞動力轉移現象，并不表現為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因為目前務農的勞動者大多是年齡偏大的，絕大部分是40歲、50歲以上的，他們已經不再轉移了。我們看到的轉移，其實主要是農村新畢業的中學生，在畢業之后選擇進城，而不是務農。本來，我們假設他們的機會是務農，但結果他們沒務農，所以我們稱之為農業轉移勞動力。因此，真正轉移的勞動力大體是在16到19歲之間的農村人口。
從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可以發現，在2014年，農村16歲到19歲人口的總量已經達到峰值。也就是從今年開始，就進入負增長。如果我們把這個年齡人口的數值圖畫出來就會發現，以2014年為峰值，它顯現出一個倒“U”字形的曲線。如果再把外出農民工的變化圖也畫出來，在2014年之前兩者趨勢上是完全重合的。由此可以很自然判斷出，未來外出農民工也有負增長的可能。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今年第一季度就是負增長。第二季度雖然有所恢復，但是整個前半年是0.1%的增長率，而這個數字去年還是1.3%。因此可以認為，外出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將減慢。
這也是目前城鎮化減慢的原因，這個速度的減慢已經進一步影響到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未來也是這樣。“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從過去30余年的10%左右降到“十二五”時期的平均7.6%。今年“十二五”就收官了，明年開始進入“十三五”。“十三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假設改革效應還沒有釋放出來，沒有其他積極因素的話，可能只有6.2%。不過，經濟預測的一個特點是往往做出“假設其他因素不變”，但是，現實中“其他因素”常常變化，更重要的是，推動改革就意味著改變“其他條件”，贏取改革紅利。
城鎮化蘊含了諸多的改革內容，將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
我們不希望“十三五”期間只是6.2%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我們必須抓住能夠盡快釋放紅利的改革。改革紅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來自于城鎮化，城鎮化蘊含了諸多的改革內容。但是城鎮化也減速了，什么東西能夠重新激活它呢？我們說城鎮化是個好東西，是因為它的核心是把現有的生產要素進行更好、更聚集的組合，形成更高的生產率。但是，在特定的發展階段上，城市的管理能力和資源的配置能力是有限的。因為這種能力是經濟發展階段的產物，或者說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
在這個特定發展階段，城市管理能力不足，導致城市化效益的邊際報酬遞減現象，資源配置效率提高速度沒有那么快了。在這個時候，我們圍繞資源配置效率推進城鎮化，仍然有兩條出路。一條出路是在內涵上推動城鎮化。內涵城鎮化就是說，我們不僅僅要看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更要看戶籍人口的百分比。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如果我們城鎮化按傳統的常住人口統計不再增長，但是能夠把現有已經在城市常住的農民工和家屬變成城鎮戶籍人口，僅僅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獲得人口紅利的延續和新的增長潛力。這樣可以做到“一石三鳥”的改革紅利：增加勞動力供給、延續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擴大消費需求。另外一條出路就是推動外延的城鎮化，走區域性的一體化發展道路，像中央部署的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可以形成資源和要素互補，不同的生產要素稟賦會賦予三地一些新的重新配置的機會。未來我們生產率要提高，必須仰仗這方面的資源重新配置。某種程度上說，資源稟賦的差異越大，協調發展進行資源重新配置的機會也就越多，各地獲益也就越多。
（作者：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家“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供圖：岳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