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5月16日 星期五
為了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此次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五大體制的改革，無論是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呈現出不同以往的特點，最為突出的就是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勇于突破思想束縛的政治智慧和勇氣。
一、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歷史必然性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道路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以來，我國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實現的歷史性巨變被公認為是人類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同時也被學者們稱之為“當今時代最為重大的事件”。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僅為3645億元，在世界主要國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GDP僅190美元，是當時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水平的1/3，位居全世界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行列。而到了201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636463億元，是1978年的175倍，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增長率接近10%，人均GDP約為7485美元。改革開放使我國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歷史性跨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如果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則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通過全方位地推動改革向縱深發展，為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也吹響了全中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的號角。
但是，與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全面深化改革將面臨更大的難度和風險。首先，隨著改革進程的逐步深入，我國已經進入利益深度博弈和矛盾多發相交織的時期。由于改革對象的復雜性、改革程度的深化和改革價值追求的多元性，改革遇到的既得利益獲得者的抵制更為強烈，改革兼顧公平與效率、協調現有權利格局和正義訴求的難度日益加大。
其次，與改革初期的單項改革不同的是，很多改革本身就是經濟、政治、社會等問題相互交織，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局面。如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后如何和城市居民一樣平等分享公共服務，就不是單純靠某一領域的改革可以完成的，而是與政治、社會問題密切相關。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但是說到最后，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50頁）
最后，雖然當今世界總體上朝著有利于和平與發展方向變化，但是國際秩序和利益格局正在經歷著逐漸調整的過程。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美國等西方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會對中國的崛起施加種種限制，國內外多種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響，意味著改革真正進入了攻堅期和深水區。
二、全面深化改革闡釋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任務
1.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所實行的財政分權制度實現了各級地方政府相互競爭發展。這種競爭一方面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誘發了地方保護主義行為，極大地阻礙了勞動力、資本、信息、技術和資源等各種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實際上，我國目前的市場體系存在若干突出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干預過多、沒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所以，有效清除行政壁壘，營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市場，需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
2.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決定》在論及財稅體制改革時，明確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可以看出，財稅體制被提升到了有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高度。這是迄今為止對財稅體制的地位和作用最為充分的肯定。
實際上，自1978年以來的30多年來，財稅體制改革一直是我國整體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線索。其中1978—1993年間，財稅體制改革以“放權讓利”、“分級包干”為主線，而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明確提出構建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分稅分級財政體制基本框架，現在的財稅體制基本上就是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30多年的改革實踐充分說明，財政對于我國政府的每項改革措施都起到了支撐作用。當然，我國財政體制也存在著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不匹配，轉移支付隨意性較大、基本公共服務分配不均等問題。為此，未來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財權和事權的對稱化，“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即“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3.保障所有公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城鄉分割的體制機制有了很大改變，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仍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2.57∶1，到1985年這一比例縮小為1.86∶1，但是，1986年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卻開始拉大，2014年達到了2.75∶1。此外，與農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優質的醫療、教育、衛生和文化資源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如果加上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障、社會負擔等方面的差距，可以預見的是，在城鄉非均衡發展慣性作用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存在進一步擴大的可能性。
為了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分享改革成果，《決定》指出，“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在具體實施手段方面，一方面，《決定》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另一面，《決定》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
4.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由從被動適應全球化競爭轉向主動實施全球化戰略。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經過30多年的對外開放，我國已經由一個發展中大國成長為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開放型經濟大國，正在實現從引進來到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轉變。例如，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已經步入了加速發展的階段。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從2001年的68.8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010億美元，年均增長速度達到25.1%。截至2013年年底，對外投資存量達6136億美元，全球排名從2011年的第17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11位。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加標志著我國正在實現由商品輸出向資本輸出的轉變，同時在產業分工環節上也逐漸由被動接受轉向主動選擇。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要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維護自身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建設“一帶一路”，就是基于我國現階段的比較優勢，結合國外特別是周邊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進行頂層設計的結果。這一戰略將為沿線國家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也有助于加強我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信任，為中國營造更有利的國際環境，是重大理念和戰略的創新。
三、全面深化改革助力中國道路取得成功
從經驗事實來看，從二戰后到現在，全世界18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只有中國臺灣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絕大多數的發展中經濟體長期處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從統計數據來看，二戰以來，只有13個經濟體在長達25年以上的時間段內保持了7%以上的增長速度，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大陸就是其中之一。除了經濟成就舉世公認外，中國在應對四川地震、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挑戰時所展現出來的能力也為世界所矚目。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闡釋了新時期的歷史使命，描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藍圖。如果能夠完成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那么我們不僅可以實現上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且可以走出一條不同西方道路的、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農業大國最終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全新道路。
1.中國道路的成功顯示了東方文明的強大生命力。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深刻地指出，中國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
在世界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中國是唯一一個保持歷史文明延續性的國家，其語言文字和文化傳統歷經五千年而未曾中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發展自然也是對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傳承和發揚，彰顯了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文化特性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無為而治的哲學思維。事實也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于中國而言，在促進經濟發展、追求公平正義，實現民族團結和社會進步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其原因就在于其獨特的人文資源能夠化解市場經濟的缺陷。所以，作為東方文明的代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能夠取得輝煌成果，再次證明了東方文明的強大生命力。
2.中國道路的成功體現了現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一直以來，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是采用何種方式以及選擇什么樣的路徑來實現現代化。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內容的“華盛頓共識”神化為任何國家要進入現代社會的唯一正確的發展邏輯，而任何與華盛頓共識相違背的發展戰略都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異端。
值得引以為豪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解構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使得人們相信在美國式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瑞典式民主社會主義體制之外，還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道路的成功使得眾多拉丁美洲、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有更大的勇氣去探索真正適合本國發展的模式和道路，從而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公正和環境保護方面取得平衡。中國道路的探索與成功促進了人類文明的多樣化發展，也體現了現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3.中國道路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對于如何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決定》中所總結的寶貴經驗就是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事實上，改革開放的中的突破和創新，以及創造的多領域、多方面經驗，很多都是來自于人民群眾的實踐和智慧。
總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道路始終堅持民生優先，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最為重要的位置，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黨制定一切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從制度上保障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獨具魅力，并且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作者單位：顧保國，求是雜志社；張斌，國家財政部財科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