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5月16日 星期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加深，已經深度融入了世界經濟。
資本輸出的空間已經打開
1978年，我國進出口總額206億元，世界排名第32位。在有據可查的1983年，實際利用外資額22.6億美元，外匯儲備只有1.6億美元。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當年進出口總額5097億美元，世界排名第6；實際利用外資497億美元，世界排名第7；外匯儲備2121億美元，世界排名第2。從2002年起，進出口貿易、利用外資、外匯儲備突飛猛進。2013年，進出口總額突破4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一；同年，實際利用外資突破千億美元，達到1078億美元，僅次于美國位居第2。2006年，外匯儲備突破1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一，截至目前，已經超過3.5萬億美元，長期穩居世界首位。
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廉，近40年來我國一直作為“世界工廠”參與全球分工。然而，隨著我國對外投資的快速發展，這一角色正在悄然改變。
2002年對外直接投資為27億美元。2005年首次超過100億美元，達到122.6億美元。2012年底，我國成為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5319.4億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2014年達到116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與同期我國吸引外資規模僅差35.6億美元，這也是我國雙向投資按現有統計口徑首次接近平衡，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資再投資，2014年我國的對外投資規模約為1400億美元左右。這個數據大約高于我國實際利用外資200億美元，意味著2014年實際對外投資已經超過利用外資的規模，我國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隨著對外投資規模的不斷增長，未來十年，“中國資本”有可能取代“中國制造”，成為中國的新名片。
而在產能過剩、外儲過高、資源不足、經濟增長面臨嚴重挑戰的情況下，對外投資定將成為化解這些困難的必由之路。李克強總理多次提出，要推動優質富余產能走出國門，為合作雙方營造新的增長點。2014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文件，目的在于造就一個全方位的包容合作的態勢，促進區域相關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為我國利用對外投資帶動技術升級和產業升級創造空間。這些重要舉措必將加快我國資本輸出的速度。
對外投資與產業空心化的關系
與對外投資相聯系的是產業空心化的憂慮。那么，什么是產業空心化？對外投資是否必然導致產業空心化？
1982年，B·布魯斯和B·哈里遜在《美國的脫工業化》一書中最早提出產業空心化概念，認為產業空心化就是在一國的基礎生產能力方面出現了廣泛的資本撤退。關于產業空心化，學術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指以制造業為中心的物質生產和資本大量地轉移到國外，使物質生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明顯下降，物質產品、特別是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明顯減少，進口逐漸增加并超過出口，以致出現國內物質需求依賴外部進口的供求結構，國內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之間的比例關系嚴重失衡，并導致貿易收支、財政收支惡化和就業機會減少。
19世紀中期，英國作為“世界工廠”，曾經制造了世界工業品產出的40%。此后，英國工業資本大舉輸出，到20世紀初一度超過國內投資，致使英國國內工業生產不斷下降，技術進步速度放慢，最終被美國和德國超過，從“世界工廠”跌落為工業品進口國。
20世紀70到80年代，美國出現兩次傳統產業外移浪潮，引起國內投資下降，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傳統制造業不斷轉移到海外，制造業產出下降，就業萎縮，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惡化。美國政府在發現問題后，一方面穩定制造業生產，另一方面加快制造業高端產業或產業高端環節的發展，利用新技術革命彌補了國內制造業萎縮帶來的損失。在90年代的新技術革命中，美國通過對高端產業控制力的掌握，積極發展信息技術和生物醫藥技術，從而彌補了產業空心化對經濟的沖擊，并推動美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高漲。2008年金融危機后，奧巴馬政府意識到產業空心化的后果，提出了“再工業化”的口號，并大力扶持制造業，推動了美國制造業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掀起數次向海外轉移生產的高潮，對外投資猛增，紡織品、機械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部門全面轉移，同時國內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較慢，未能彌補國內產業轉移形成的空缺，加劇了日本產業空心化。目前，汽車、電子、機械等日本支柱產業的海外生產比率在40%至60%之間，其中有的企業甚至高達70%。產業空心化導致日本出現了高額貿易赤字。2014年日本對外貿易赤字甚至達到12.78萬億日元，創歷史最高紀錄，日本連續4年出現巨額貿易赤字。
然而，并非所有經濟大國都會走上產業空心化的道路。德國雖然產業結構與日本相似，但并沒有出現產業空心化的現象。近年來美日都出現了巨額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而2014年德國的貿易順差2170億歐元，創歷史新高，超過我國位居全球首位。“德國制造”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并在全球化時代始終保持領先地位，主要得益于德國“三位一體”的保障體系，即科技創新體系、標準化和質量認證體系和雙軌制職業教育體系。德國企業研發經費約占GDP的3%，位居世界前列。在歐盟企業研發投資排名中，前25位有11家德國公司。德國長期以來實行嚴謹的工業標準和質量認證體系，為德國制造業長期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做出了重要貢獻。“德國制造”的成功還離不開富有活力和高水準的技術工人，企業和政府非常重視培養技術工人。此外，德國傳統上對金融、地產等產業的重視程度不及制造業，也使得社會資源能夠優先流向制造業。
可見，對外投資并不必然導致產業空心化。對比德國和日本的例子可以得出結論，在資本輸出擴張的條件下，決定產業是否會出現空心化的因素，是社會對制造業的態度和政府對制造業的政策。
如何避免我國產業空心化
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引起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第一、第二產業比重下降是客觀規律；對外投資導致制造業比重下降也是必然趨勢。如果對本土制造業沒有正確的態度，政策舉措失當，就極有可能導致產業空心化。鑒于我國制造業質量還不高、人口紅利又快速消失的事實，在對外投資提速的情況下，如何避免產業空心化是一個非常需要嚴肅認真對待的問題。當前，我國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在“一帶一路”政策的支持下，對外投資很可能加速，這對大而不強的我國制造業而言，是嚴峻的挑戰。為此，應從以下方面支持我國制造業做強。
1.下調制造業企業的增值稅稅率。稅收支持是促進制造業做強的關鍵因素，特別是增值稅政策和所得稅政策兩方面。在現行的增值稅體系下，制造業的增值稅稅負仍然過重。從世界范圍看，2011年166個國家和地區增值稅標準稅率的平均值約為15.72%。其中亞太周邊國家和地區普遍較低，如新加坡為7%，日本和我國臺灣為5%，韓國、澳大利亞為10%，新西蘭為15%。而目前我國增值稅稅率以17%為主，還有其他一些比重并不大的檔次，如13%、11%、6%、3%。由此可見，我國增值稅稅率遠高于周邊國家，比世界平均稅率也高。考慮到我國增值稅與國外增值稅并非嚴格對等，計算口徑并不一致。如果嚴格按照國外口徑計算，則稅率實際上遠超17%。高稅率導致產品高價格，也必然影響企業的銷售和利潤。以聯想電腦為例，其在全球各地的售價相差10%到20%。如聯想的平板電腦IdeaPad K1 Tablet（32GB），美國官網售價為499.99美元（約3149元人民幣），而大陸官網售價為3499元人民幣。我國生產的聯想電腦，出口到美國反而比在國內銷售還便宜350元。因此，執行了20多年的增值稅稅率，在直接稅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應當適時下調，以增強制造業企業的競爭力。
2.控制勞動力成本上升過快的趨勢。與周邊發展中國家相比，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很快，對于制造業企業特別是利潤微薄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生活服務成本上升，特別是住房價格十多年來的暴漲，大大提高了勞動力的生活成本。在特大城市，由于勞動者眾多，房租不斷上升，甚至達到了全部工資收入的六成，自然也給企業主提出了更高的工資要求。而住房和地租成本上升，對生活消費品有加價作用，導致商品銷售價上升，進而推動生活消費品價格上漲。由此形成惡性循環，促使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因此，需要抑制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勢頭，從而控制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高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和勞動者繳納的社會保險費水平偏高，而工資并不在增值稅的扣除范圍，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是一個巨大負擔。因此，政府應盡快通過國有資本劃撥社保基金的政策，同時降低企業和個人的負擔比重，以降低企業和勞動者的負擔。此外，在降低個人社保繳費比例的基礎上，政府還應盡快上調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以增加勞動者的實際收入，間接降低勞動力成本。
3.大力培養產業技術工人。以德國為例，在培養技術工人的過程中，德國注重推行雙軌制職業教育，即由學校和企業聯合展開職業教育。學校負責傳授理論知識，企業為學生安排到一線實習和培訓。目前德國的培訓職業多達350多種，約70%的青少年在中學畢業后會接受雙軌制職業教育，每周有三至四天在企業中接受實踐教育，一到兩天在職業學校進行專業理論學習，培訓時間一般為兩年到三年半。德國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遠高于英、法、美、日等國，與白領階層接近。正是這些技術嫻熟的工人幫助德國企業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始終保持強大競爭力。反觀我國，盡管政府和企業近年來比較重視對產業工人的培訓，但社會還普遍存在輕視技術工人的現象，技師和高級技工存在很大缺口，與我國制造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較差的工作環境，較低的工資收入和社會地位，也使得多數年輕人不愿意進入技術學校，這對我國制造業的長遠發展是極為有害的。因此，必須改變技術工人的待遇狀況，使青年人愿意成為產業工人。
4.應圍繞制造業發展服務業。工業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的關系正在變得越來越密切，主要表現為制造業的服務投入大量增加。近幾十年來，工業生產性服務業在發達國家得到充分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這條產業鏈能夠為企業提供從產品立項到產品營銷與服務的全方位支持。在近10年間，多數發達國家產品生產中的投入發生了變化，服務投入增長速度快于實物投入增長速度，同時，工業生產性服務業和某些經濟活動特別是制造業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經濟活動由以制造為中心已經轉向以服務為中心。為了促進制造業的發展，必須圍繞制造業發展服務業，這是防止產業空心化的重要一環。德國和日本的三次產業結構幾乎完全相同，服務業占了69%的比重，但德國的服務業中存在大量的為制造業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在德國，第三產業主要是依附第二產業出現的服務業，比如對德國所生產的機械設備而產生的整套技術解決方案，為企業提供的培訓、設備的調試和售后服務等，這些服務業是不可能離開德國的制造業而單獨存在的，客戶在購買了德國的產品后，也就自然會選擇德國的服務。而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水平不高、結構不合理等問題突出，亟待加快發展。所以，借鑒德國的經驗，我國也應加快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的服務業的發展，比如商務服務、研發、設計、軟件、信息服務、中介、物流配送等。
總之，在國內消費水平難以在短期內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由于儲蓄率的居高不下和國內投資率不斷下降，我國對外投資將呈現加速態勢，而對外投資一定會伴隨著產業的轉移。要避免出現國內產業空心化，必須以全方位的政策舉措來支持國內制造業的發展。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B15JB00290，B13JB00180]，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研究基地一般項目[項目編號14JDJGB00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張娜 邱奇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