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5月16日 星期五
核心要點：
■ 什么是中國人的自信？如今中國人的自信從哪里來？自信不能僅停留在制造能力和取得的物質財富上，更主要體現在對中國道路、制度、理論的認同等精神層面上。
■ 中國現代化道路一不靠偷，二不靠搶，三不靠打，靠的是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以及學習借鑒他國的先進經驗。中國人沒有理由選擇其他發展道路。中國的崛起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在道義和精神上充滿自信。
■ 在多樣文明多樣道路之間如何實現和平共處、和諧共生這個問題上，中國人的自信和智慧在于，不同發展道路之間應當秉持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精神，也就是謀發展、促和平，共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這是一條文明之間和諧共生的正道。
■ 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是行不通的。中國人民既有對近代中國因照搬外來制度而導致的種種失敗之警惕，又有對當代不少國家因輸入西式民主而導致的種種惡果之同情，在反復實踐和國際比較中，形成了只有扎根本土國情民風基礎上的政治制度才是最適合自己的制度觀。
■ 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思想理論的自信，來自堅持對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對發展征程中問題的清醒認識。從革命階段到建設階段思想的成熟，再到改革階段理論的發展，中國共產黨每個階段的思想理論成果，都堅持對黨的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入理解和把握。
一個國家及其人民，是要有自己的精神、理想和氣質的。一個擁有人口占世界1/5多的國家，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用了60多年時間，把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完成了從世界邊緣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轉變。在這個史詩般的進程中，貫穿的就是中國人民奮發圖強的精神、理想和氣質，就是中國自信和蒸蒸日上的國風。
什么是中國人的自信？如今中國人的自信從哪里來？自信不能僅停留在制造能力和取得的物質財富上，更主要體現在對中國道路、制度、理論的認同等精神層面上。在長期實踐和國際比較中，人們不斷提高對自己道路、制度和理論的理解力和對各種錯誤思潮的辨別力，進而轉化為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冷靜、沉著和定力。這種帶有深厚理論氣質的自信，才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
來自道路的自信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聯合國成立70周年。70年來，人類在發展道路問題上始終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各國如何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二是不同發展道路的國家在國際上如何共處。中國道路對這兩大問題作出了鮮明的回答。
冷戰剛一結束，在“歷史終結論”的一片喧囂和躁動聲中，中國是保持清醒和冷靜，不為所動、不為所惑，沉著應對，堅定把握自己發展道路的為數不多的國家。這源自中國對自己道路的定力和信心。新中國在西方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頂住各種壓力，獨立自主地趟出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道路上，大幅度提高了世界民生指數。設想，13億多人口的中國如果仍然是解放前的狀況，世界民生指數會是什么樣的一個狀態？過去幾十年，全球減貧成就的70%來自中國。60多年來，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現在的75歲，中國擁有了完備的工業體系，制造業在國際制造業中的比重超過領先百年的美國。
再對比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的各種現代化道路。中國道路是在堅決摒棄對外擴張的情況下，通過內部制度創新和消化壓力的方式，走出的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人對霸權主義文化深入骨髓地予以蔑視，明白加害于人的現代化道路不能走。中國現代化道路一不靠偷，二不靠搶，三不靠打，靠的是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以及學習借鑒他國的先進經驗。中國人沒有理由選擇其他發展道路。中國的崛起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在道義和精神上充滿自信。
相互包容、相互尊重是多樣道路共處的正道。中國探索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同時也為世界上不同發展道路國家和地區間關系的處理探索出一條新路。多樣道路之間如何共處，是當今人類文明和國際思想界的一個困惑。冷戰結束以來，西方政要和學者們分別為現代化發展道路開出了“文明沖突論”、“霸權和平論”、“民主和平論”、“普世價值論”等處方。中國人對此怎么看，備受國際社會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外交場合引用《中庸》典句“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倡導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道路之間相互尊重、互相借鑒、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主張。在多樣文明多樣道路之間如何實現和平共處、和諧共生這個問題上，“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不同，互相討伐”，都不是好辦法。“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自視清高、封閉自好不可取；“道不同，互相討伐”的“文明沖突論”、“普世價值論”、“霸權和平論”，已經一次次給人類文明帶來災難。中國人的自信和智慧在于，不同發展道路之間應當秉持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精神，也就是謀發展、促和平，共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這是一條文明之間和諧共生的正道。近年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重大倡議之所以得到許多相關國家積極回應，就是因為我們能夠將自己的倡議與對方的需求對接起來，相互尊重彼此的發展利益。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最初成立時，外界認為金磚國家內部差異巨大，能不能粘合到一起，不乏持懷疑態度者。事實上，金磚國家之間關系已成為新興國家合作的一個典范。這表明，各國雖然道路不同，但是完全可以通過共謀發展來相向而行，實現共生不害、并行不悖。
來自制度的自信
適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對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的理解能力，是一個國家政治文明走向成熟和穩定的重要表現。中國人的制度自信，表現在對自己制度的堅持和日趨成熟的制度觀上。
在本國社會歷史文化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制度才能行之有據、行之有效、行之長久，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是行不通的。中國人民既有對近代中國因照搬外來制度而導致的種種失敗之警惕，又有對當代不少國家因輸入西式民主而導致的種種惡果之同情，在反復實踐和國際比較中，形成了只有扎根本土國情民風基礎上的政治制度才是最適合自己的制度觀。
一個國家行之有據、行之有效、行之長久的制度，總是扎根于深厚的國情民風土壤之中。從新中國成立奠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到改革開放以來制度的改革完善，再到2020年左右制度體系趨向成熟和定型，這套制度體系扎根于中國、內生于中國，代表著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的貢獻。在反復比較和實踐中，以及不斷深化的理論認識中，絕大部分中國人認為沒有比這更適合中國獨立富強的制度，也沒有任何理由去改變這套制度，選擇其他外來的制度。
世界多樣制度相處應當堅持“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包容態度。某些西方政要將制度傲慢變成制度歧視，甚至想方設法將自己的制度強加于人，認為如果世界上所有國家都采納移植其制度，就會實現持久和平。冷戰結束以后，西方的“民主和平論”、“普世價值論”是這種制度觀的代表。20多年過去了，這股思潮在政治實踐上帶來的悲劇正在世界各地頻繁上演著。世界到了應該反思、摒棄這種制度觀的時候了。
中國人在制度上的自信，體現在站在人類多樣文明的高度看待不同制度相處問題。中國人深知，適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一個多樣化的世界中，適合自己的制度對他國來說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因為自己的制度好，并不意味著他國的制度就是壞的。中國人尊重別國基于歷史和國情自主選擇的制度，反對有的國家將自己的制度強加于他國。針對中國加強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西方有股輿論認為中國是在反西方價值觀，這種理解是片面的。中國人反對一些人借外國制度否定本國制度的膚淺制度觀。一個良好的世界秩序，應當建立在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干涉的制度觀基礎上。為此，大國不應該致力于輸出自己的制度模式，而應該致力于治國理政的交流，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中國人這種自信的制度觀同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道路觀是一致的。
來自理論的自信
在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思想理論日趨成熟。有的國外學者坦言，正是由于有了成熟的思想理論指導，中國共產黨才成功地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的勝利，不少發展中國家恰恰因為缺乏明確的思想理論指導，所以難免走彎路。
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思想理論的自信，來自堅持對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對發展征程中問題的清醒認識。從革命階段到建設階段思想的成熟，再到改革階段理論的發展，中國共產黨每個階段的思想理論成果，都堅持對黨的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入理解和把握，既善于積極總結正面經驗，也敢于糾正實踐中的失誤和錯誤。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成熟還在于直面問題、勇于改革的勇氣。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指出，中國領導人對中國存在的問題很清楚，他們毫不回避問題，而是直面問題解決問題。今天的世界，改革發展穩定成為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在改革問題上各國可謂千姿百態，故步自封者有之，舉步維艱者有之，瞻前顧后者有之，而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60項重大改革任務的部署和舉措，表現出驚嘆。中國共產黨正是在一個一個問題的解決中走向強大，在一個一個問題的解決中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一個一個問題解決的經驗總結中促進治國理政思想理論走向成熟。
講清楚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邏輯，可以進一步提高執政自信。再過6年，中國共產黨將迎來建黨100周年。有人說，中國奇跡的密碼在中國共產黨；也有國外人感嘆，不了解中國共產黨，就無法了解當代中國。研究中國共產黨，不能按照西方政治學教科書提供的政黨邏輯來理解。在西方長期的宣傳及其政治學知識的傳播下，一些人形成格式化的教條認識，認為多黨輪流競爭才是民主，一黨執政就是獨裁。實際上從國際比較和實踐來看，多黨輪流執政之下有專權，一黨長期領導之下有民主。因而，以政黨多寡作為判斷民主政治的標準，在邏輯上是非常荒唐的。
認識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思想理論和實踐轉化為更多人自覺的認同，需要有中國自己的政治學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將中國研究深化到中國共產黨上，有的關注民主集中制，有的關注人才選拔制度，有的研究中國共產黨決策制度，有的研究永葆活力的方式，也有的從一般政黨學上研究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獨特性和借鑒性意義，等等。中國共產黨研究正在成為一門顯學，吸引著越來越多國內外學者從歷史、人民、文化、實踐、世界的維度，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思想理論和實踐。
（作者：蘇長和 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