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旗幟鮮明地指出：“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從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實踐出發，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超越，從《資本論》中汲取重要理論資源。
一、西方經濟學具有嚴重缺陷
西方經濟學長期占據著主流經濟學的地位。作為西方經濟學主要基礎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其“科學”的外衣下，掩藏著至少四大缺陷：
第一，西方經濟學撇開社會關系而將人理解為集合論中的孤立個體，嚴重違背現實。盡管后來的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博弈論等也初步意識到這一點，開始分析人與人之間的局部性關系，但都沒有真正分析市場權力關系。
第二，西方經濟學將所有經濟變量作為連續變量并用微積分來表述，產生了嚴重扭曲。事實上，經濟變量都是躍遷式變化的（特別是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資本論》第二卷正是根據這一變量特征揭示了資本轉化的潮汐式特征。而西方經濟學將所有經濟變量作為連續變量并用微積分來描述，必然在本質上失真。
第三，西方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的決策前提是有缺陷的。因為經濟利益在現實中是高度不確定的，西方經濟學將邊際利益與成本的確定性作為理性經濟人的決策前提，因而在實踐中非常不管用。
第四，西方經濟學以當期供求關系的均衡為中心，與實體經濟運行相背離。實體經濟的關鍵是組織擴大再生產，此即《資本論》所描述的資本不斷擴張的迭代式非均衡過程。而西方經濟學卻以當期供求關系的均衡為中心，其目標狀態不是擴大再生產，而是當期的所謂“資源優化配置”的均衡態，因此與實體經濟運行的本質相背離。
這并不是說西方經濟學一無是處，而是說其根本缺陷在于：僅僅描述了表層的財富現象與利益現象，沒有揭示其深刻的社會關系根源，由此決定了它的膚淺性，淪為馬克思所說的“庸俗經濟學”。列寧早就一語中的地指出，“凡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商品交換商品）的地方，馬克思都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頁）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根基、價值觀靈魂、方法論武器、理論主軸與社會目標
在實踐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進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基本觀點和基本底線。
第一，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根基。勞動價值論揭示了配置資源的市場權力的產生根源，從而成為馬克思科學地剖析支配社會財富運動的市場權力結構的最根本的根基。財富由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創造，而市場中配置資源的社會關系力量（市場權力）只能來自于社會分工條件下的社會成員之間相互服務、相互依賴的活勞動：因為只有這種活勞動才可能在生產使用價值的同時，生產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生產、相互依賴的社會關系——勞動價值。這種作為社會關系的價值以物質財富為載體，“道成肉身”而成為客觀的物質力量，并在市場交換中通過貨幣符號表現為物質化的市場權力——市場中配置資源的物質力量。各種市場外的社會關系力量（生產資料所有權、政府權力、金融權力、社會輿論權力等等）進入市場，都必然分割由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轉換成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市場權力。由此形成支配物質財富、配置生產要素的市場權力結構，其通過貨幣符號而表現為商品價格體系對商品價值體系的偏離，這種偏離正是深層市場權力結構的表層現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揭示了支配物質財富、產生這些價格現象的社會關系根源。
第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觀靈魂。西方經濟學不理解商品、貨幣與資本支配社會資源的神秘“魔力”來自哪里，從而陷入對商品、貨幣和資本的拜物教，把利潤率最大化當作經濟學的最高目標，把人與人的一切關系轉變為資本增殖機器中的利益關系，由此形成推動資本增殖機器運行的社會意識形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揭示了這種神秘“魔力”來源于人民的活勞動，因此必然堅持以人為本、以勞動者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觀靈魂。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
第三，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武器。《資本論》之所以能夠揭示支配社會財富的社會關系力量與結構及其運行規律，是因為其自始至終用唯物辯證法分析社會經濟現實：從勞動的二重性到商品的二重性，再到資本的二重性，即資本擴張動力及其內在矛盾與自我否定，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從而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社會革命與社會發展的理論，而不是那種描述世界均衡態的理論。
第四，剩余價值規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軸。作為社會關系的資本投入到生產過程中形成支配整個生產系統的物質權力，其具有正負兩個方面的功能。資本權力追求自我擴張與增殖，必然產生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動力，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頁）這是資本在歷史上的正功能。另一方面，資本增殖過程必然吮吸三種自然力——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會勞動的自然力”（蘊藏于人與人的勞動關系中的物質力量），由此形成日益膨脹的物質化的資本權力，這就是“資本積累”。與此相應形成三個方面的“貧困的積累”：勞動者經濟上貧困的積累（資本為了最大化積累而盡可能壓低勞動者工資）、生態環境上貧困的積累（一切自然資源與環境被納入資本積累的軌道而造成資源枯竭與環境污染）、人與人關系上貧困的積累（人與人的一切社會關系被納入到資本增殖的軌道而使人成為資本的奴隸）。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加上資本無序擴張造成資本之間的激烈沖突，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導致各種危機，如當代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
第五，社會主義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目標。私有資本追求價值增殖必然產生一系列矛盾與危機，必然呼喚能夠克服這些矛盾和危機的新制度，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整個理論的最終結論。離開這個結論就談不上馬克思主義。
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發展和創新
馬克思主義不僅揭示了市場經濟活力的真正原因——資本的動力作用，還揭示了由私有資本通過市場配置資源以實現自身擴張，必然引起重重矛盾與危機，由此展現了市場配置資源過程的內在辯證法。因此，越是搞市場經濟，越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理論指南，否則必將被市場力量裹挾而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避免這種困境，正因為我們沒有忘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這些成果正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的傳承與發展。
首先，“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當代重要成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本來就不是像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設想的那樣按照某種“普世價值”進行理性設計和建構的過程，而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必然的歷史產物，因此它需要完成下述歷史任務：一方面要“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頁）吸收到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就要不斷“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則要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建立能夠克服資本主義危機的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因此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是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與發展。
與此相應，“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理論成果。社會主義是一個繼承與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不斷克服資本主義矛盾與危機的長期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必須在社會主義力量為主導下引入資本才能進行。《資本論》既揭示了資本的巨大動力作用，也揭示了它所產生的巨大矛盾與危機。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基本確立、公有制生產關系取得主體地位之后，生產力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是解放與發展生產力，充分利用資本的巨大動力作用，還要引進國際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管理方式，吸收“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同時必須充分發展本國的民營資本，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釋放社會資本的動力作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要求“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另一方面，為了克服私有資本擴張帶來的危機，必須由代表社會主義國家總體利益的公有制經濟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壓艙石”，同時以國有資本作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過程中的“領頭雁”，給全社會資本擴張創造穩定的低成本的運行環境，穩定國內市場，帶領整個民族資本進入國際市場。只要政權掌握在信仰馬克思主義、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產黨的手里，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國有企業為主導，只要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馬克思主義占據指導地位，那么，我們就可以把引進資本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與必經之路。
我們黨在十八大以來提出的一系列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新時期的創新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引進和發展各種所有制形式的資本，國有企業本身也要實現資本化以更好發揮其主導作用，因而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作用，如此才能建立充滿活力的經濟。而資本擴張過程所產生的種種矛盾與危機，則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正是資本的正負兩個方面的功能，使我國經濟經過一個階段的高速發展之后，必然要進入新常態，這種新常態實質上要求我們用社會主義力量來克服資本擴張帶來的消極后果，從而在克服危機的過程中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起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體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同時要求我們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在矛盾，分析這種矛盾在國際關系上的表現，清醒地看到由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乃是發達國家通過生產國際經濟空間以緩解其自身矛盾與危機的基本手段。這種沖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要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同時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積極防范各種風險，確保國家經濟安全。
綜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支配社會經濟的市場權力體系，是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最深刻的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其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條件下的繼承與發展，已經開辟并正在繼續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作者：魯品越 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