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有周期性、總量性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必須明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策略與戰略、手段與目的、短期任務與長遠目標，真正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到實處，收到實效。
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這充分表明，供給側改革是與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相適應的，這要求我們深刻理解新常態。我們發現，當前我國經濟中最突出的問題都是結構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此輪經濟增速放緩并非單純需求側原因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態勢顯示我國經濟增長步入新常態。從2010年到2015年，我國經濟增速連續六年下滑，據統計，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6.7%，據此推斷2016年比2015年增幅會有小幅下滑。此輪增速轉換表面上看起來很平穩，從2012年的9.3%下滑到2013年的7.7%，降幅只有1.6%，并且隨后穩定在7%左右。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史上，確實是平穩回落。但是，考察此一輪增速轉換，應該放置在后分稅制改革時期來觀察。以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為分界點，前一個時期的經濟平均增速高，但相鄰年份的波動大。后一個時期的增速同樣比較高，但相鄰年份的波動明顯變小。這背后與分稅制改革后中央財政占比提高，對經濟的影響力和控制力提高密切相關。重要的是，1.6%的降幅放在后分稅制改革時期已經是“快速”的下滑，這顯示，此輪增速轉換并不是簡單的外部需求下滑原因。更何況，2010年經濟增速能止跌回升，是因為采取了四萬億計劃的強刺激，所以這一輪增速的轉換早在2007年就開始了，這也顯示，外部需求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不是經濟增速轉換的全部。
有效需求不足背后隱含著供給側的原因
近些年來，我國的消費率偏低，經濟有明顯的投資依賴和出口依賴特征。逐一分析“三駕馬車”，背后其實都隱含著供給側的原因。就消費需求來看，一方面，這些年盡管實施了一些提振消費的政策，但效果并不太明顯。另外，高房價下城鎮居民的消費能力被還貸壓力透支，這些都是制度層面的原因，是供給側的原因。另一方面，當前，一些需求因為品牌、質量、技術等原因，還需要依賴進口。當前的產能過剩嚴格來講是結構性過剩與結構性短缺并存，這背后反映的是有效供給不足，是供給側的原因。就投資需求來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根本上還是投資的邊際報酬下降。人口紅利在一定限度內可以延緩投資邊際報酬的下降，但隨著人口紅利的結束，這一趨勢必然會出現。我國的勞動力數量在2012年出現絕對下降，并在隨后的三年呈現連續下降趨勢，農村里可供轉移出來的勞動力趨于減少，并且現行的戶籍制度及附著其上的福利制約了勞動力的順暢流動。拿其中的房地產開發投資來講，近幾年增速下降明顯，反映了商品房的供求關系變化，尤其是許多三、四線城市，化解房地產庫存壓力巨大。但供求關系逆轉情況下，三、四線城市房價也難以下降，因為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拿地成本、建筑成本、稅費成本等較高。所以無論是從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還是從房地產開發投資看，背后都有深刻的供給側原因。再看出口下滑，外部需求下滑是直接原因，背后也有我們各種成本上升導致傳統的成本優勢弱化，一些低端制造業外移，外部需求隨之轉移，甚至一些國內需求也隨之轉移，說到底還是供給側的原因。
當前五大突出問題都表現為結構性問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要著力抓好“三去一降一補”這五大任務。這也意味著，產能過剩、庫存高企、杠桿高、成本高和短板多是經濟社會領域最為突出的五大問題。這五大問題既是總量的問題，但更主要的是結構性問題。產能過剩背后實質上是無效供給太多，有效供給不足，反映了供求結構上的不匹配。目前全社會杠桿率已經偏高，存在風險隱患，但其中的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財政部數據顯示，到2015年末，納入中央預算的全國債務占GDP的39.4%，加上或有債務，占到GDP的41.5%左右，低于歐盟60%的警戒線。所以，除個別地方有風險，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中央政府還有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到2015年9月底，我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為166.3%，高于其確定的90%的警戒線76.3%。就成本高企而言，可以多角度分析。有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能源成本等“硬成本”，也有不必要的行政審批等帶來的“軟成本”。當前的問題是，降“硬成本”變得越來越難，其中有一部分成本上漲是合理的，“軟成本”的問題相對來講變得更加突出了，這些成本很多是不合理的，是需要千方百計降下來的。當前經濟社會比較突出的短板包括糧食安全、環境污染、欠發達地區交通設施聯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問題，總體上反映了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狀況，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所以，我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辦法解決這些結構性的問題。
當前五大突出問題之間相互交織緊密關聯
房地產庫存高企與產能過剩緊密相關。房地產的產業鏈條長，關聯的行業多，房地產開發直接帶動鋼鐵、水泥、冶金、陶瓷等行業的發展，這些行業的發展又會相互形成需求，在外部政策刺激下，容易產生乘數級膨脹。一旦房地產的供求關系逆轉，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速會斷崖式下滑，引致關聯行業的產能過剩。
在制造業和房地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同時伴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往城市的轉移，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生態環境的破壞等，這必然會帶來各種成本的不斷上漲。而成本上漲會弱化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尤其是在國外需求受金融危機沖擊而下降和國外的進口地往東南亞等國家轉移的情況下，最終惡化產能過剩。
由于我們資本市場還不發達，房地產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發展中較多地依賴銀行的間接融資，這從企業部門的高杠桿率就可以看出，所以這些行業的發展是靠高杠桿支撐的。據中國房地產業協會發布的《2016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測評研究報告》，2015年房地產凈負債率平均達96.09%，再創新高。當企業產品銷售困難時，地方政府可能顧忌企業破產影響稅收、就業、穩定等問題，銀行也不愿企業破產使不良貸款激增，最后為一些本該破產的企業“續命”可能成為共同的選擇，進一步拉高杠桿。
最后，產能過剩和房地產庫存高企與各種短板之間也有關聯。這其中呈現的鮮明對比，就是偏經濟建設，偏重大項目、大工程，對軟環境和民生建設重視不夠，投入不足。這絕不是偶然，與注重經濟增長的政績考評制度息息相關。
五大突出問題背后的體制性原因
當前之所以呈現五大突出問題，并且互相關聯，并不是偶然，而是與我們經濟轉型和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的一系列制度設計息息相關。改革開放后，我們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績的考評偏向GDP指標，這調動了地方發展經濟、招商引資的積極性，但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地方熱衷于上大工程、大項目，對投入高、見效慢的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重視相對不足，客觀造成了經濟發展與民生進步的不同步。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進行了分稅制改革，地方財政收入占比較之前有大幅下降，但需要承擔的職責并沒有下降，在增長的壓力和激勵下，通過稅收優惠、壓低土地出讓價等手段招商引資，通過地方融資平臺變相舉債，造成債務激增。上世紀90年代末住房商品化改革普遍推開，按制度土地出讓金歸地方所有，地方也有激勵通過改造舊城、擴建新城等推動房地產業發展，這形成了土地財政依賴，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畸高。這些制度設計為高速增長作出了貢獻，但也積累了一些弊端，當經濟運行到一定階段，成本上升，傳統的成本優勢弱化，再加上外部需求下降，體制的積弊就會暴露無異。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經濟增速放緩背后有深刻的體制性問題，歸根到底是屬于供求側的。
今年5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有周期性、總量性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這是對我國經濟發展形勢的科學判斷。可以說，只有真正認識到這一點，才能明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策略與戰略、手段與目的、短期任務與長遠目標，才能真實把供給側改革落到實處，收到實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