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增長速度轉緩的新常態，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李克強總理倡導“萬眾創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理論上，創新推動產業和技術升級，促進新興產業發展，不斷完善產業鏈上各個環節，為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但是企業的創新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應，社會收益大于企業收益，因此需要政策引導激勵。《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進步法》要求加大財政性資金投入，制定產業、稅收等政策引導和扶持企業技術創新活動。從企業創新的微觀角度考察產業政策的實施效果，成為了理論和現實的前沿問題。那么，（1）中國的產業政策能否實質性激發微觀企業創新？（2）產業政策通過什么途徑激勵企業創新？（3）什么樣的企業，其創新更會受到產業政策的影響？（4）什么樣的創新才能促進企業發展？上述問題的回答，有助于我們從企業創新的角度考察產業政策是否促進企業轉型升級。暨南大學管理學院黎文靖教授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對此進行了探索和解答。
黎文靖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 “企業薪酬契約的作用機理與經濟后果研究：基于公平性偏好視角的分析”（批準文號71372167）自2013年立項以來，一直致力于關注我國微觀企業改革的政策焦點和社會熱點問題，基于我國轉軌制度背景，將國內外公司財務主流理論研究與現時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改革變動下，國企薪酬改革、公司投融資決策調整、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等經濟行為的作用機制和經濟后果進行深入研究，以求從理論和政策上為微觀企業的發展乃至國家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出謀劃策，做出貢獻。其中，2016年4月發表的《實質性創新還是策略性創新？——宏觀產業政策對微觀企業創新的影響》一文，以微觀企業的創新行為為切入點，根據中國產業政策的選擇性特征，詳細考察我國產業政策的實施效果，檢驗產業政策在促進產業優化升級方面的長期影響力，為完善產業政策，影響經濟持久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學術意見。
一、從我國的創新發展現狀看，研發投入強度持續加大，企業的專利數量已與美國旗鼓相當，然而核心專利較為缺乏，整體技術含量不高。部分基于專利視角研究的文獻發現，以專利申請衡量的企業創新行為有時表現為一種策略性行為：企業的“創新”并非為了實質性地提高企業的技術競爭力，而是為了獲取其他某種利益。結合我國大多數企業技術創新的成效并不明顯，與發達國家仍有技術差距的實際情況，該文從動機角度將企業創新行為劃分為實質性創新（以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和獲取競爭優勢為目的的“高質量”的創新行為）和策略性創新（以謀求其他利益為目的，通過追求創新“數量”和“速度”來迎合監管與政府的創新策略）。
二、國內學者認為政府存在直接干預經濟的慣性，推行的是政府主導的“選擇性產業政策”，鼓勵特定的行業、產品和技術的發展。該文認為，從結果導向和帶動效應的角度看，當政府認為企業從事的是有積極成效的創新活動時，才會伸出“扶持之手”，給予企業補貼或者稅收優惠。但是政策制定者和企業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出于對財政資金負責的考慮，政府的補貼和間接的稅收優惠是基于事前接收企業釋放的創新信號來選擇扶持對象。為了迎合政策的規定，中國企業更容易出現“尋補貼”的逆向選擇行為。企業按照產業政策的要求，追求創新“數量”和“速度”，不是為了謀求技術進步和產品升級，而為了釋放創新信號，以迎合政府的監管和創新戰略，體現為策略性創新行為。
三、創新風險較高，能夠帶來技術進步、產品升級的重大、實質性創新通常都需要很長時間，而中國的產業政策時效性短，具有經濟趕超和直接干預的特點，地方政府執行產業政策的目標在于短期出成效。因此，中國產業政策的短期目標導向與實質性創新所需要的長期持續投入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分歧，追求短期效果的中國產業政策很難激勵企業實質性創新行為。
四、現行中國以經濟績效為重要政績考核指標的官員選拔政治制度也為企業進行策略性創新提供了制度基礎。當中央把創新提升為國家戰略，實施產業政策對企業創新進行扶持時，促進地區企業創新能力和水平將成為考核地方官員的重要政績標準。官員為了短時間出成績，會選擇出科技成果又多又快的企業進行大力扶持。為了迎合官員的政治需求，獲得更多的財稅補助，企業會進行短時期能出成果的創新 ，而不是進行難度大周期長風險高的“高質量”創新，以體現了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政府的政績工程。選擇性產業政策的補助手段引發企業為了獲得更多的補助，進行簡單的創新，只追求創新“速度”和“數量”來粉飾表面的創新能力，幫助政府達到引導扶持企業創新的目標以提升政績。
五、“高質量”的創新成果給企業帶來長期利益。而簡單的、只追求創新“速度”和“數量”的創新，原本目的是為了獲得其他利益，本身并不增加企業價值。以技術進步為導向的實質性創新才是企業價值的源泉，而片面追求專利數量增加的策略性行為，可以獲得其他利益，但無法增加企業長期價值。產業政策誘發企業以迎合政策為目的的策略性創新，耗費了財稅資源，但無法帶來企業價值提高，因此導致社會資源配置效率降低。
六、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激發企業創新時，應根據創新行為的難度、深度和潛在價值進行細化，對技術含量高的研發項目，加大前期支持力度，推動企業實質性創新。對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創新的企業，進行合理的引導和適當的扶持，在后期補助時對企業創新成果加以甄別，調高獲選標準，提高整體創新質量。產業政策實施時，不能單憑政府的判斷和選擇代替市場的選擇，而應該維護市場機制，利用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篩選出有能力的企業給予創新補助，對處于劣勢的企業，激發其創新潛能，提高其創新能力，引導其在市場競爭壓力中通過創新實現技術進步，改進生產方式，實現產業轉型升級。
（暨南大學管理學院 黎文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