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中，需要處理好破與立、“堵后門”與“開前門”、約束和激勵的關系，以鼓勵真正干事創業的干部。
當前，中國經濟一方面向好的因素在增多，企穩的跡象更加顯著，而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的新動能還不夠強大，企穩回升的基礎還需要進一步鞏固。
下一步的關鍵，是要在保持經濟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下大力氣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進一步增強和拓展經濟增長新動能，為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中國經濟企穩跡象更加顯著
為什么說中國經濟積極因素在增多、企穩的跡象更加顯著呢？主要可從以下四個方面說明。
一是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幅度在收窄，呈現企穩態勢。比如，近年來中國GDP增速一直處于回落態勢，2011年至2015年增速分別為9.5%、7.7%、7.7%、7.3%和6.9%，2015年四個季度GDP增速分別為7.0%、7.0%、6.9%、6.8%，而2016年前三季度增速均為6.7%。再比如，規模以上工業增速也趨于穩定，2016年一季度是5.8%，二、三季度和10月份都是6.1%。
二是需求狀況在改善。在消費需求繼續保持穩定增長的同時，2016年1-10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3%，連續兩個月增速有所加快。特別是民間投資增速企穩回升，1-10月累計民間投資增長2.9%，比1-9月累計增幅高0.4個百分點，其中9月、10月當月民間投資增幅達到4.5%和5.9%，連續兩個月顯著加快。進出口降幅也有所收窄。10月份，按人民幣計算，出口下降3.2%，降幅比上月收窄2.4個百分點；進口增長3.2%，增速比上月加快1.0個百分點。
三是企業經營環境和效益狀況在改善。一方面，工業品價格回升明顯。雖然平均來看1-10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下降2.5%，購進價格同比下降3.8%，但動態來看，二者下降的幅度均呈持續收窄之勢。其中，出廠價格9月份環比上漲0.5%，同比上漲0.1%，同比是自2012年3月份以來首次由負轉正；10月份環比上漲0.7%，同比上漲1.2%，與9月相比回升趨勢明顯。
另一方面，由于供給側結構調整取得成效，企業綜合成本下降。比如，9月份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87元，同比下降0.11元。在這兩方面因素作用下，1-9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8.4%，其中三季度增幅為12.6%。
四是企業預期也在改善。比如，2016年10月份制造業PMI為51.2%，比9月份大幅提高了0.8個百分點，連續3個月處于臨界點之上。從分項指數看，10月份生產指數為53.3%，比上月上升0.5個百分點，連續3個月上升。新訂單指數為52.8%，比上月上升1.9個百分點，也連續多月處于擴張區間。
經濟企穩的基礎仍不牢固
為什么說經濟企穩的基礎仍不牢固呢？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還不夠強大，還沒有能夠對增長發揮主導作用。經濟進入新常態，最大特點就是傳統動能優勢減弱，需要通過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培育新動能。可以說，增長新動能是否真正形成，是否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主導作用，是判斷經濟是否具有企穩基礎的最主要因素。
當前經濟增長積極因素增多，在向好的方向發展，無疑首先是黨中央國務院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調整取得成效、增長新動能有所增強的反映，這既包括新產業、新業態的不斷涌現，也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等取得積極成效。同時，這也是黨和政府堅持適度擴大總需求、積極實施需求管理的結果，包括針對“補短板”需要大幅度增加基礎和公共設施投資、針對“去庫存”需要實施相對有利的貨幣政策等。
但整體來看，新動能還不夠強大，新舊動能接續的任務還沒有真正完成，突出表現在兩點。一是市場自主性回升的力量還相對較弱。比如，2016年1-10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3%，其中主要依靠政府及財政資金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長19.4%，而占全部投資60%以上的民間投資僅增長2.9%。二是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回升還不夠強勁。還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例，三大主體投資中基礎設施投資增長19.4%，房地產投資增長6.6%，而工業投資僅增長3%，其中民間工業投資僅增長2.6%。顯然，在這種情況下，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還需要進一步夯實和筑牢。
現階段，無論從發展需求還是供給條件看，中國經濟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長潛力，這一點無論是在決策層還是學術界，都可以說是一個基本共識。但問題在于，歷史經驗和現實情況都充分說明，中高速增長的潛力并不會自動實現，并不是說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之后就會自動出現中高速增長。實際上，中高速增長潛力有可能變為現實，也有可能變不成現實。關鍵就看我們能否根據發展條件、發展環境的變化，及時推進各項改革，構建起與新階段新環境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否則，中高速增長潛力的釋放就會受阻，中高速增長就很難變為現實。
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比如，投資需求方面，現階段中國城鄉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依然是很大的，比如農村道路硬化、垃圾污水處理、危房改造、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城市地下管網改造等等，而且支持這些領域建設的鋼材、水泥等工業產能都是過剩的。但充分釋放這些方面的投資需求潛力，涉及到基礎設施投融資制度、農村建設用地制度特別是宅基地制度以及鄉村治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如果這些改革能夠有效推進，就不僅能夠釋放出巨大的需求潛力，也能夠為這些投資需求籌集到比較充足和可持續的資金支持。但如果這些方面的改革不能深化，其潛力就很難實現。
再比如消費需求方面，中國居民每年有1萬多億人民幣要花在國外購物上，而且這個數字還在逐年增長。問題主要出在我們的產品質量、安全標準等滿足不了消費者的需求。而近年來不少實際案例說明，盡管導致中國產品質量檔次提升緩慢的原因復雜多樣，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與中國政府監管有效性及市場秩序不良有關。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競爭往往起不到優勝劣汰的作用，而是“劣幣驅逐良幣”。如果我們在監管標準、監管執法有效性等方面的改革能夠取得比較大的進展，產品質量安全標準有顯著提升，也可以使這部分購買力回流。
再比如要素供給方面。中國經濟進入新階段，傳統比較優勢減弱，但這并不是意味著中國傳統比較優勢的完全消失。比如勞動力成本問題，雖然中國勞動力成本高于非洲、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但還是遠遠低于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而且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又呈現出高素質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但由于中國其他方面成本比較高，使得中國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很難發揮。
最近我們在廣東調研時，有一家企業負責人說，他們在美國投資的生產陶瓷的分廠，其產品綜合成本比國內還低。低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低在勞動力成本，（中國同樣的勞動力，成本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主要低在能源、資金、物流等方面，這些方面美國基本上都比中國低，而要降低這些方面的成本，最根本的也要靠改革。
還比如，現在鼓勵創新發展，而許多創新成果的應用是需要改革來提供制度支持的，特別是需要改革來創造市場需求環境的。比如，通用航空、干細胞治療等新型醫療技術的應用等，沒有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很難得到市場的支持。我們在調研中了解到，反映制度供給不足的問題很多。
關鍵還在加快推進各項改革
進一步壯大和拓展經濟發展新動能、夯實經濟穩定增長基礎的關鍵，是加快推進各項改革。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領導集體改革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改革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部署，社會各界也給予了很高的期待。三中全會以來，各項改革全面推進，在不少領域都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尤其在簡政放權、改進服務方面，進展比較明顯。
但是，整體來看，改革的實際成效與黨中央的要求，與人民群眾的期待還有一定差距，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改革的部署比較多，舉措比較多，而落地情況、實際效果還不盡如人意。這里邊既有改革進入深水區，難度加大的問題，也有在推進改革的具體途徑、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下一步深化改革，要著力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重要關系。
一是在改革的內容上，要處理好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改革的關系。培育增長新動能要著力改善供給，這一點不難理解，也是當前社會上的一個普遍認識。但同時也應看到，充分挖掘和釋放需求側潛力，對于培育和拓展經濟新動能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既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也要大力推進能夠充分釋放需求潛力的改革，比如前面所說的農村宅基地改革、產品質量監管制度改革等。
二是在供給側結構改革中，要處理好新產業與傳統產業的關系。既要重視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也要重視傳統產業改造升級，這兩個方面要同時著力，不可偏廢。現在大家一說到新動能，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大眾創新、萬眾創業”，想的是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實際上，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也是新動能，而且是現階段更大更重要的動能。
同時，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結構優化調整和升級的過程，是一個市場優勝劣汰的過程。什么技術路線可行，什么產業有前景，什么產能是過剩產能，什么企業是僵尸企業，等等，都不是能夠通過行政辦法簡單認定的，而是一個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共同作用的過程。政府的經濟功能主要應當是打破壟斷，放松管制，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嚴格執行環保、質量、安全標準，管好就業，管好系統性風險，其他的事情則應當更多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三是在改革推進方式上，要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的關系。現階段強調頂層設計是必要的，同時也要鼓勵基層大膽創、大膽試，否則可能使一些改革陷于爭論而裹足不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央通過的改革方案要落地生根，必須鼓勵和允許不同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在總體原則方向確定的前提下，要進一步鼓勵地方、基層結合各自實際大膽試驗、大膽創新。同時，要容忍改革者犯錯誤，容忍改革失敗，為地方和基層大膽試驗創造良好環境。
四是在改革動力機制設計上，要處理好激勵和約束的關系。不論是穩增長還是調結構，都需要充分發揮廣大干部的積極性。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逐步形成的對各級干部很強的激勵機制。現在看來，這個機制在促進經濟高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對之必須進行改革，以適應新任務、新要求。但在改革中，需要處理好破與立、“堵后門”與“開前門”、約束和激勵的關系，以鼓勵真正干事創業的干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三個區分開來”的要求，要保護那些作風正派又敢作敢為、銳意進取的干部。只有這樣，才能把大家的積極性真正調動起來，把改革推向深入。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黨組成員、研究員 張軍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