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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執政理念，高度重視民生問題，并把提高老百姓收入水平、實現公平分配作為執政為民的工作目標，抓改革、促發展，大大增強了老百姓的獲得感，增強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加筑牢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執政基礎。
　　十八大以來收入分配領域改革取得的成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財富不斷積累，但分配領域的一些問題也變得越來越突出。這些問題在宏觀層面表現為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勞動者，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偏低，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偏低；在微觀層面表現為收入差距擴大，基尼系數居高不下，社會分化嚴重；從制度規則來看，表現為分配秩序混亂等等。收入分配領域中出現的這些矛盾和問題嚴重影響著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進行了系統思考和設計，并提出了具體的改革目標和措施：一是要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二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確保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標；三是實施精準扶貧戰略，消除絕對貧困。上述重大措施和戰略舉措實施使得一些看起來似乎很難解決的收入分配矛盾和問題出現緩解或者改善趨勢，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開始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質量進一步提高。
　　收入分配不合理局面改善，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性提高
　　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經濟增長成果在各部門之間的分配并不十分合理，其中，居民收入增長落后于經濟增長就是這一不合理分配格局的具體表現。
　　從1978年到2014年， GDP年均增速達到了9.7%，而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年均增速雖然也高達到8.5%，但仍然低于GDP增長一個多百分點。造成居民收入增長偏慢的原因，主要在于占居民收入大部分的勞動報酬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從1992年到2012年，勞動報酬收入占GDP的比重從54.6%下降到49.4%，下降了5.2個百分點。由于勞動報酬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部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66.1%下降到2012年的61.5%。
　　其次，居民收入中財產性收入占比偏低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增長偏慢的原因。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報酬份額的下降意味著資本收入分配的上升，但資本收入增加很難傳導為居民收入增長，因為居民財產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92年以來一直維持在6%以下，甚至達到過2.4%的歷史低點。居民收入中財產性收入占比低且收入不穩定，造成國民收入格局中資本收入的增加無法體現為居民收入的增加。
　　近些年來，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改變加快了工資增長步伐，從而推動了居民收入的較快增長，我國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局面出現改善趨勢。2012-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6510元提高到23821元，年均名義增長9.6%，扣除物價影響后，年均實際增長8%左右，高于同期GDP年均7.3%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的同步性提高。
　　收入差距開始縮小，老百姓獲得感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差距不斷加大，我國也從一個收入差距較小的國家轉變為收入差距大的國家?；嵯禂凳欠从呈杖氩罹嗟闹笜?，數字越大，反映收入差距越大，0.4被國際公認為收入差距大的警戒線。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31，2008年上升到0.491，達到最高。十八大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領域改革的不斷推進，基尼系數也從最高點開始下降，2015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下降到0.462，這是基尼系數達到最高點后的第7年下降，也是2003年以來的最低點。
　　與此同時，我國的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也出現縮小趨勢。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了改革以來的最高點3.33：1。隨著黨中央加快農村發展的政策貫徹落實，惠農補貼和扶貧開發力度加大，城鄉收入差距開始縮小，城鄉收入差距2016年縮小到2.72：1。近年來，中西部地區有些省份發展比較快，經濟增長速度比較高，地區收入差距縮小。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2013年，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西藏，兩者比例為4.33：1；2015年，兩者比例為4.06：1 。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GDP占全國的比重，分別從2004年的19%和17%提高到了2015年的24.4%和20.1%。總體來看，我國收入差距開始全方位縮小，這大大增加了老百姓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程度，增強了老百姓的獲得感。
　　實施精準扶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上解決了13億多人的溫飽問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貧困問題并沒有消除，按照現行的2300元/年（2010年價格）貧困標準，我國農村地區2010年仍有貧困人口1.65億左右，占農村人口比例17%左右，反貧困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而且，收入分組底端群體收入增長速度相對緩慢問題突出。
　　按照收入十等份分組，最低收入分組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重，1980年代中期為3%，到2009年這一比例降低到只有1.4%，而最高收入組的居民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則從23%左右增加到29%左右。同時，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19118元，比人均可支配收入低2692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位數為6194元，比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低783元。這些數字表明，最低收入群體不僅與高收入組相比收入增長緩慢，而且也趕不上平均水平的增長速度。
　　黨的十八大來，我國不斷加大反貧困的力度，提出在十三五時期要使“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并實施精準扶貧戰略，我國貧困人口減少速度大大加快。2012年至2016年，農村貧困人口從9800多萬減少到4000多萬，貧困人口占比從10.2%下降到4.5%。與此同時，隨著國家采取各種措施確保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以及再分配中向低收入群體的傾斜，一些低收入者開始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無論用什么標準衡量，我國最近幾年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都呈現擴大趨勢，理想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正在形成。
　　我國仍然面臨收入差距大和分配不公的挑戰
　　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公。這句話應該說是對收入分配問題的很好詮釋，它解釋了收入分配問題既包括收入差距問題，也包括分配的公平性問題。從這兩個方面來觀察，我國的收入分配問題雖然呈現改善趨勢，但問題仍然存在，收入差距大和分配不公仍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挑戰。
　　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仍然較大
　　2016年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仍然高達0.465，屬于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而且無論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居民內部之間還是行業從業人員之間收入都還存在較大差距，從而導致不同群體之間占有資源嚴重不均衡。同時，經濟增長放緩和供給側結構改革又使縮小收入差距面臨新的壓力。如果經濟增長滑出底線，居民收入增長也會隨之下降，甚至下降得更快。調結構去產能改革直接影響約180萬人的就業崗位，可能會短期影響勞動者收入增長，進一步拉大收入差距。
　　此外，我國再分配手段調節收入差距仍然作用不足。發達國家在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較大的情況下，最終的國民收入差距未見擴大，主要原因是再分配對收入差距起到了有效的調節作用。經過再分配的調節，發達國家基尼系數下降10個百分點以上。我國的財政支出中，醫療、教育、住房等公共支出較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保制度設計忽視收入分配功能，沒有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某些政策還具有“逆向調節”的作用。財政收入過于依靠間接稅，經濟下行時財政增收困難，再分配的資金基礎薄弱，再分配手段調節收入差距作用不足。
　　我國收入分配不公現象仍然比較突出
　　社會上大多數人對通過勞動獲得合法高收入，并沒有太多怨言，例如，對一些做出重大貢獻的科技工作者，社會上普遍認為他們的收入不是高了，而是低了；而對那些以不合法、不合理或者不透明的途徑和方式獲得的收入，不管是多還是少，都是社會不滿的焦點。不公平的分配方式不僅會加大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而且也是制造社會裂痕的重要根源，成為威脅社會穩定的危險因素。
　　公平地說，分配不公是在任何國家和社會都存在的普遍現象，而我國的收入分配不公現象更加特殊和復雜。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面臨著如何適應市場機制的問題。
　　在計劃經濟時期，公有制生產資料不能體現為有價格的“財富”，大量土地、礦產資源、國有企業、公共設施等僅是“死”的財富，不能通過市場交易再創造新的財富，也沒有體現為資本的屬性。在市場化進程中，生產要素參與市場改變了我國擁有大量財富而缺乏資本的局面，我國也從一個“缺錢”的國家轉變為資本充裕的國家。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各種經濟成分都需要參與市場競爭，需要資本化運作。國有經濟和國有資產當然也不例外。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現象卻大量產生。例如，土地、礦產資源、國有企業、公共產品等領域資本化過程中創造了大量的新增財富，但作為資源要素的所有者，國家和全體國民并沒有公平地享受到資本化帶來的收益，大量財富被擁有經營權或實際控制權的少數人占有，這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國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來源，也是社會公眾不滿和社會矛盾的焦點。
　　優先消除分配不公 逐步縮小收入差距
　　堅持共享發展，需要實現公平合理分配。黨的十八大以來，收入分配問題一直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并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尤其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共享發展”新理念，這必將使收入分配領域改革進一步加快。
　　完善制度規則，消除分配不公
　　有人認為，要消除分配不公，就需要減弱國有經濟的重要性，國有經濟要從經濟領域逐漸退出，甚至還有人提出更加極端的辦法如實施國有經濟私有化的主張等。這些看法固然是著眼于治療社會的“疾病”，但開出的藥方則是錯誤的。作為一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經濟成分不僅不應該被削弱，而且應該進一步加強。事實上，正是近些年公有制經濟不斷弱化或者說國有資本不斷流失，才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差距加劇。國有經濟進一步弱化所帶來的“國退民進”不僅帶來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而且也與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方向背道而馳，更會加劇社會矛盾。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正確途徑并非必須削弱國有經濟的地位，相反，我們更應該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只要堅持改革，分配不公的制度“漏洞”就會被堵上。
　　目前，一些關鍵制度、關鍵領域的改革有序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等改革任務正在一些地方試點推進，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問題正逐步得以解決。
　　國有企業分類改革有序推進：公益類國有企業以保障民生、服務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主要目標；商業類國有企業按照市場化要求實行商業化運作，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主要目標。我們今后還要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針對礦產資源領域的分配不公現象，今后的改革會著眼于建立更加嚴格的礦產資源使用制度，開征資源稅，提高礦產資源使用稅標準，建立礦產資源企業的利潤分成制度。
　　對一些公共品過度資本化問題，今后的改革會進一步規范一些公共品的資本化運營，對已經收回成本的高速公路、市政交通等企業應當盡快清理整頓，嚴格監管私人部門進入公共產品領域，降低公共產品服務費用。
　　只要堅持改革，不斷完善制度規則，收入分配秩序就會得到規范，公平合理的分配局面就會形成。
　　完善再分配手段，縮小收入差距
　　堅持共享發展，需要有效縮小收入差距。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再分配是縮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從基尼系數來看，我國目前已經呈現收入差距開始縮小局面，這既有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但更得益于我國再分配制度不斷完善。
　　我國稅收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加大稅收在調解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普惠性進一步增強。城鎮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并軌使制度更加公平，今后還將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統籌發展，完善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政策。
　　2015年中央出臺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要求到2020年通過產業扶持、轉移就業、易地搬遷、教育支持、醫療救助等措施解決5000萬左右貧困人口脫貧，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2000多萬人口全部納入農村低保制度覆蓋范圍，實行社保政策兜底脫貧。2016年頒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再次提出，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貫徹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創新扶貧工作機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規措施，加大扶貧攻堅力度，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總之，通過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增強社會保障制度的普惠性，提高政府轉移支付的有效性，我國收入差距在不斷縮小的同時，分配方式會更加公平合理，經濟發展的成果將會更加均等地惠及每個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