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在“殺出血路”到重在“開辟新路”
從歷史比較的角度看,30多年前鄧小平同志領導的改革開放,是在思想僵化、體制固化的重圍中“殺出一條血路”,而今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所領導的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是著眼于新形勢下改革開放的必然性和緊迫性,在以往的基礎上“開辟一條新路”。
“開辟新路”,首先要認識和把握其歷史必然性和現實緊迫性。其一,總結過去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和巨大成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開辟新路的歷史必然性。1978年,鄧小平同志為什么決然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 這是思考中國改革開放必須嚴肅對待的首要問題。十八大之前的一個時期以來,以“回顧改革”的名義“反思改革”,以“反思改革”的名義質疑改革開放合理性、正當性的聲音時有出現,影響了人們對于改革開放的正確認識,也引發了外界對于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擔憂。針對這種情況,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開辟新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意義。2012年11月14日,黨的十八大落下帷幕,15日,習近平總書記就在《求是》雜志發表了《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個方面工作》的重要文章。文章強調:“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領導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我國過去30多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我國未來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中產生,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壯大。”這實際上就是強調了開辟全面深化改革新路的歷史必然性。其二,從當今中國面臨的問題挑戰以及國內外局勢出發,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刻認識開辟新路的現實緊迫性。當前,我國國內外環境都在發生極為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我國發展面臨一系列突出問題,前進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比如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依然粗放,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等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越往縱深發展,發展中的問題和發展后的問題、一般矛盾和深層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務和新提出的任務越交織疊加、錯綜復雜”,“改革開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開放的方法解決”。對于這些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為了再次重燃改革的熱情、再度尋找改革動力,采用了各種辦法,比如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愿景激勵人們,用強化作風建設來約束黨員干部行為,用大力加強反腐敗斗爭來震蕩高層,用理想信念喚起人們的奮斗激情,用危機意識增強大家的責任心和擔當精神,用深化開放進一步推動改革深化,用各種制度機制來固定改革開放的成果,等等。這些措施,正在發揮著積極作用。其三,未來的綜合國力競爭更加激烈,國際形勢復雜多變,中國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根本上還要靠改革開放。
“開辟新路”,其次要認識和把握所要開辟的是一條什么樣的“新路”。這條新路包括目標和路徑兩個基本方面。其目標,就是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路徑,既在于把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又在于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新路,要“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工作時就明確指出:“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開辟新路”,再次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立場和原則。一是牢牢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中國的改革開放舉什么旗、走什么路,關系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關系國家長治久安。在旗幟、道路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態度鮮明、立場堅定。他強調:“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充分說明,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二是牢牢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立場和原則,要求我們正確處理好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的關系,旗幟鮮明地、系統完整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基本路線是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我們要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興國之要、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不能有絲毫動搖”,“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
從重在解決“發展問題”到重在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
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集中起來講,就是解決“發展問題”,重在通過解放思想破除頭腦僵化,除舊布新、破舊立新、以新易舊,今天的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既有“發展的問題”,又有“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既有過去改革積累下來的問題的羈絆和牽扯,又有面向未來的探索和創新;從解決問題的方式上看,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重在漸進和滲透,重在敢冒敢闖的勁頭和靈感,強調發展速度,今天的改革開放,既需要漸進和滲透,同時又要高質推進和疾風暴雨,重在智慧和勇氣,強調發展高度。這就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從著重解決“發展的問題”的1.0版本升級到了著重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的2.0版本。著重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體現在哪些方面? 從經濟方面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需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從政治方面看,兩種制度的比較與競爭長期存在,需要“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從文化方面看,文化思想觀念的多樣多元多變,需要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從社會方面看,社會矛盾多發頻發高發,既需要補短板兜底線促和諧,扎好安全之網,又需要充分激發和釋放整個社會的創新創造活力,還要注重社會治理;從生態方面看,面對嚴峻的生態形勢,必須用最嚴格的制度和最嚴密的法治進行治理和約束;從黨自身建設來說,永葆江山不變色、黨不變質,需要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等等。
我們黨把改革稱為一場“革命”,既是就其引發的變化的深度和廣度而言,也包含著對于改革的復雜性、艱巨性及危險性的深刻認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更多更大的風險和困難擺在我們面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經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是由我國發展起來以后,改革開放本身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決定的。發展起來以后的改革,則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國防、軍事、外交等全方位展開的“全面性”改革;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走了一個先易后難、由淺入深的漸進式改革過程,這個過程體現了一種改革智慧上的審慎與明達,同時也帶來了問題的積累與積壓。可以說,當時所啟動的改革,必須先從容易改的改起,可謂“標本兼治、重在治標”,主要是“治標性”改革。然而,我國發展起來以后的全面深化改革進入了攻堅期和深水區,發展進入了關鍵期,社會矛盾進入了凸顯期,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前所未有,改革已經成為“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治本性”改革;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主要解決“發展的問題”,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而我國發展起來以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則要在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好解決我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更好實現各項事業全面發展,更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是從激發人的利益要動力,而在我國發展起來以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從破除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籬獲得動力;30多年前的改革雖有設計,但更多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我國發展起來以后的全面深化改革,還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但主要是在頂層設計的框架下摸著石頭過河,頂層設計更加突出了。
面臨諸多“艱險”“困難”和“煩惱”,怎樣把改革開放繼續進行下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事業越前進、越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就會越多,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就會越多,面對的不可預料的事情就會越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進一步深化改革,必須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必須勇于沖破思想觀念障礙和利益固化藩籬,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必須有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精神,銳意進取,大膽探索,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
從重在縮小“發展落差”到重在發揮“制度優勢”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質是社會主義的自我發展和完善,因而從一開始就本然地具有明確的方向性和原則性。因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追趕西方,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發展落差”,是改革開放的側重點所在。但是,時至今日,中國發展的整體水平已經超過了世界發展的平均水平,中國的經濟體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因此,在繼續念好“發展經”的同時,也必須更加注重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首先,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要求我們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為了說明和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增強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我們長期以來堅持了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標,并兼顧其他目標和任務;今天的改革開放,具有更明確、更高的目標訴求,即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這是一種從過程到結果轉變的關于改革目標的重新調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诟母镩_放正確的方向、立場和原則進行理解和回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規定了根本方向,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規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鮮明指向”。因此,“兩句話都講,才是完整的。只講第二句,不講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其次,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要求我們牢牢堅持改革開放的戰略定力,避免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從紛繁復雜的事務表象中把握改革脈搏,在眾說紛紜中開好改革藥方,沒有很強的戰略定力是不行的。”“面對復雜形勢和各種風險考驗,我們既要有冒的勇氣、闖的勁頭,始終堅持以我為主,應該改又能夠改的堅決改,不應改的堅決守?。粦摳亩痪邆錀l件的創造條件改,該快的一定要快,不能快的則循序漸進”,“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不能把這說成是不改革”。之所以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戰略定力,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習近平總書記還認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寬廣的國際視野,要順應世界潮流和趨勢,著眼時代基本態勢和時代發展趨勢,從本國國情與世界大勢的互動中,從世界各國不同道路和制度模式的競爭中來謀劃和思考,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
再次,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還要發展和完善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今天的改革開放,既要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發展落差”問題,同時必須把解決中國自身發展的合理性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優越性問題即“制度優勢”問題,作為重心所在。因為發達國家不再是中國唯一的參照體系,中國開始以整個世界的發展態勢作為整體參照系并積極參與其中,而中國自身也已經成為這個整體參照系中最重要的一個被參照的對象。
怎樣把增強國家權威與搞好國家治理結合起來,把中國特色的基本國情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結合起來,通過各方面體制機制的完善,打造一個現代化版本的國家治理體系,形成現代化的國家治理能力,從而發展和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所要追求的根本目的。沿著鄧小平同志的思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要釋放中國特色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即“制度優勢”。我們搞現代化,當然離不開學習西方。但是,千萬不能使“向西方學習”的現代化演化為“西方化的”現代化。
從重在強調“改革的全面性”到隆重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特征是“破冰”,方式是“突圍”,從性質上說是一種體制性改革,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改革,從封閉型經濟體制向開放型經濟體制轉變的改革,這是從卵到蛹的孵化過程。今天的改革開放,是在已有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個基礎,就是初步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開放型經濟體制。
鄧小平同志從推動改革開放伊始,就深刻認識到,改革絕非僅僅關乎經濟領域,后來,他又特別強調了改革的全面性,即中國的改革是包括經濟改革在內的全方位的改革。今天的改革開放,無論從深度、廣度還是力度、強度,已經超出了“改革的全面性”所能指稱的范圍,從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從強調“改革的全面性”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這種轉換的背后,是從體制性改革到結構性改革的轉換。從廣度和深度上,今天的改革再啟動,已經與30多年前迥然不同,從而也就需要用全面觀念和系統思維進行謀劃。
今天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具有全面性和整體性,首先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實踐所處的歷史方位決定的。1992年,鄧小平同志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因此,推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任務,歷史性地落在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身上。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角度,習近平總書記以寬廣的歷史眼光,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進程劃分為前半程和后半程。前半程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后半程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后半程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
今天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具有全面性和整體性,其次是由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推進所有領域的改革,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體角度考慮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規范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因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并在總目標統領下,明確了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改革進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觀要求,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
既然今天的改革開放具有全面性和整體性的特點,那么就必須堅持全局觀念,體現系統思維。這就需要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我們必須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提出改革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加強對各項改革關聯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結合”。這也需要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對看準了的改革,要下決心推進,爭取早日取得成效。對涉及面廣的改革,要同時推進配套改革,聚合各項相關改革協調推進的正能量”。
全局觀念和系統思維,還體現在要從世界大潮流大趨勢中謀劃中國的改革開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在發生深刻變化,我國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也已變得空前緊密,我國對世界的依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在不斷加深,世界對我國的依靠、對我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深。我們觀察和規劃改革發展,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種規則。”正是從廣闊的國際視野出發,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提出了開放發展思想、開放型經濟強國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等,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對外開放思想。
從注重“現實驅動”改革到注重“思想引領”改革
當年鄧小平同志為了使改革開放順利推進,開創性地提出了“貓論”“摸論”“不爭論”等重要論斷。今天我們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人類探索美好社會制度提供中國方案、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思考改革開放,更加需要思想引領,從理想、理路、理論的高度厘定和謀劃改革開放。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的科學性和藝術性,注重二者的有機融合。他從方法論的高度來把握改革開放,提出了“必須從紛繁復雜的事務表象中把握改革脈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特別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系”。這些關系概括起來就是“五大關系”: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這“五大關系”,既著眼全局又涉及具體工作,既有很強的思想性又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為全面推進改革開放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升華了我們對于改革開放的方法論的認識,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對于“五大關系”的認識充滿了辯證法,豐富和發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方法論。比如,在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上,習近平總書記摒棄了那種認為加強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矛盾的錯誤認識,認為“加強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都是推進改革的重要方法”,摸著石頭過河與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要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加強頂層設計要在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來謀劃。“摸著石頭過河也是有規則的,要按照已經認識到的規律來辦,在實踐中再加深對規律的認識。”如果說,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在內無經驗、外無參考的情況下,只能在注重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推動改革開放不斷前進的話,那么,今天的改革開放,需要把摸著石頭過河與加強頂層設計統一起來。因為實際上,在求穩求進求理求新上,二者具有內在高度的一致性。
從哲學高度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推進改革開放的根本方法,就是緊緊依靠人民形成推進改革開放的合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及時總結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充分調動群眾推進改革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最廣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來,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進。”當年,為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改革開放,我們的主要機制就是把“做大蛋糕”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今,面對著人民群眾更加多樣化的、要求更高的愿望訴求,今天的改革開放必須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創新理論在繼承鄧小平同志改革理論與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改革理論與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國的成立已經說明了;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能不能搞建設搞發展,改革開放的推進也已經說明了;但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能否在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還需要我們一代一代共產黨人繼續作出回答。”我們思考黨中央創新理論在改革開放方面的重要貢獻,要放在這個高度上來認識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