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深圳5月9日電（記者 蔡國兆 李斌 彭勇 王傳真）近年來，深圳實現動力轉換，走出了一條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
深圳創新發展、成功轉型的密碼究竟何在？給人們以怎樣的啟示？其經驗是否具有可復制性？
新華社記者帶著一系列問題，走訪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深圳市政協常委樂正、深圳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譚剛等專家和深圳市科創委主任陸健、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吳思康等，共同尋找答案。對話中，“素質經濟”“隱形的爆發點”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概念撲面而來……
“每一步都踩到點上”
問題一：深圳經濟走上創新驅動發展的基因和密碼究竟何在？
郭萬達：回顧３０多年的發展道路，深圳抓住了農村轉移勞動力、大學生、海歸等３次大的人口紅利，在不同階段干了該干的事，產業豐富、成體系，生態鏈很長。只有大象、老虎，沒有森林，那肯定是不行的。深圳有大樹，也有小樹，還有灌木叢，陽光都可以照耀到。
創新驅動的基因，是開放。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近２０００萬不甘于宿命、希望改變命運的人聚在一起，能創造多大的能量？這里有相對公平、可選擇的空間，近２０００萬人能做多大的事？敢于冒險、勇于創新，深圳這樣的人很多。
樂正：深圳近１０年最大的轉變，就是由一個國際化加工貿易基地轉化為國際產業創新基地。轉型自２０００年以后真正開始，對加工貿易開始選擇了，拒絕了一部分企業，選擇性招商，為科技、金融等服務業留下空間。
現在經濟下滑壓力很大，但是由于結構轉型、創新發展做得好，東方不亮西方亮，深圳的經濟增長沒有掉下來。當前深圳經濟之所以能健康而較快地發展，在于比較早地實施了產業結構調整，企業跟著市場走，經濟圍著企業走，政府一直是跟著企業走、跟著市場走，每一步都踩到點上，成為供給側改革的受益者。
吳思康：深圳經濟發展表現出有質量、可持續的穩定增長態勢，原因就在于轉型升級比較成功，國際金融危機時率先規劃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推動了這些產業的發展，現在它們對ＧＤＰ增長的貢獻率超過５０％。深圳沒有大院大所，這看起來是一個短板，回頭看反而是優勢，因為只能走一條新的路徑，就是建設企業主導的創新體系。企業確定研發項目，都是緊跟市場，是市場機制引領，不是“號召的創新”，不是為了寫論文而創新。
譚剛：深圳經濟發展的最大特點就是創新發展。創新發展逐步成為整個城市的共識，成為特區的基因。這種自覺在全國比較領先和超前，就是用高技術產業和創新帶動城市發展，不斷提升競爭力。在國家層面，深圳至少戴了兩頂“帽子”：國家創新型城市、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經過十幾年不斷探索，深圳形成了推動創新發展的政策體系。
“政府超前布局，抓住了產業轉移的機會”
問題二：政府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郭萬達：深圳超前布局，抓住了產業轉移的機會。政府的產業規劃不是拍腦袋，不是無中生有，不是空穴來風，而是親善市場，往往起放大和引導作用。政府還促進了創新生態鏈，深圳有上萬家風投公司，有創業板，形成了生態鏈條。
吳思康：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深圳提出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規劃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政策支持也很到位。以前深圳靠“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引領了一個時代，后來提出一個效益指標體系，從“深圳速度”到“深圳效益”，再到“深圳質量”，后來又到“標準、質量、品牌、信譽”四位一體，不斷發展。這些理念反映了深圳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追求。
“我們把企業家定義為創新驅動的組織者和實施者”
問題三：深圳的企業家精神，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精神？
陸健：為什么在現有空間條件下深圳的ＧＤＰ增速沒有減下來？這得益于企業家的不斷努力和創新精神。深圳的企業家不斷想把公司做大，絕大多數企業呈上升曲線。創新創業的精神在深圳體現得很明顯，新的產業形態不斷涌現，產業結構不斷優化。
深圳數千家高新技術企業，都或多或少利用了內地大學和科研院所的成果。深圳的企業家腦筋快得很，能看到或者認識到這些創新成果的潛在價值。我們把企業家定義為創新驅動的組織者和實施者。
樂正：深圳是一個和企業共同成長的城市，建議把深圳打造成一個企業家之都，和國際企業接軌。
“比較早地推進了供給側改革”
問題四：深圳的轉型發展、創新發展，是一種供給側改革嗎？
吳思康：我們比較早地推進了供給側改革。應對新常態靠什么，首先是靠新產品、新技術。新技術創造新供給，刺激新需求，甚至是顛覆式需求。在深圳，有一批企業引領了新經濟，比如大疆無人機就是一種新供給。再比如工業設計，中國制造中這部分一直比較薄弱，深圳２０１２年專門出臺鼓勵政策發展工業設計，現在深圳也被國際上譽為“設計之都”。
譚剛：深圳要更加重視新經濟體系、新業態等供給內容，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特別是真正的未來產業方面有更大突破，形成足以支撐深圳長期有效供給的新優勢。
“這些都是隱形的爆發點”
問題五：華為２０１５年營收３９００多億元，研發投入近６００億元，在深圳企業中似乎一枝獨秀，深圳如果離開華為會怎樣？
郭萬達：去年研發投入占深圳ＧＤＰ的４．０５％，如果去掉華為，深圳研發投入占ＧＤＰ比重還不到目前比例的一半。但是我要說，華為固然很重要，但是深圳最重要的是有一大批有活力的中小企業。對于深圳來講，從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到四大未來產業，都有布局。像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領域都處在爆發的前夜，華大基因、無人機、馬丁飛行包，這些都是隱形的爆發點。
對于深圳來講，最重要的是生態，即使一個企業倒掉了，也并不意味著產業、城市倒掉了。深圳有這個土壤，創新型城市的土壤，一個企業不行，另一個企業又起來了。
樂正：一個城市要有品牌企業，但也不能過度依賴，需要培養第二代的戰略領軍企業。現在一些企業雖然還沒有成大氣候，還不是航空母艦，將來有可能發展壯大。
吳思康：有人說深圳就靠華為，實際上不是的。深圳企業不是一家獨秀，而是滿園春色。深圳收入超過千億元的企業就有８家，過百億元的企業６５家，過十億元的企業數百家。深圳企業都是在市場中打拼出來的，經過了錘煉，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競爭力。這些企業擁有在市場經濟汪洋大海中弄潮的素質，這種“素質企業”構成了深圳的“素質經濟”。
“最大的借鑒，是三個長期”
問題六：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深圳的經濟成績單不錯，對當前中國其他地區有什么借鑒？
郭萬達：最大的借鑒，是三個長期：第一，長期形成的深圳經濟結構。深圳一直堅持產業升級，即使傳統產業也要升級，因此深圳沒有國家現在要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的產業，這個非常重要。第二，長期形成的所有制結構。深圳國有企業調整比較到位，以民營經濟為主體，對市場的適應能力很強。企業一直在市場中發展發育，敏感度遠遠超過政府。第三，長期形成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對企業的生產性活動不去干涉，實現了政企分開。
吳思康：深圳對全國的借鑒意義就是要念好改革、開放、創新三篇“經”，這６個字雖然耳熟能詳，但內涵博大精深，需要我們不斷去挖掘和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