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5月14日 星期三
劉尚希院長在2021中國企業改革發展峰會暨成果發布會上的主題演講
【添加時間：2021-12-27 】 來源：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 分享：
《2022年經濟形勢分析與展望》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
當前的經濟形勢可以概括為一個詞——不確定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來明年經濟工作要“穩中求進、穩字當頭”。在世界的不確定性中怎么穩住中國經濟，怎么穩住中國發展？要認識這個不確定性。第一是如何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第二是怎么看，如何來應對。
首先是需要我們有一些理念的變化。一個基本的理念變化就是不確定性是世界的本質，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才可能認識這個不確定性。確定性是構建的，不是發現的。我們過去在科學上發現規律，技術叫發明，那是創造。面對不確定性的事件，我們現在發現要“穩”，我們的確定性只能靠我們自己去構建，我們不能指望從客觀世界中找到某種確定性。
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性是在擴散的。這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類文明發展到這個階段內生出來的一種結果。大家也許認為新冠病毒、奧密克戎病毒在不斷地演進，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嗎？其實這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經濟已經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種全球的分工與合作，人員、資金都在全球流動，這樣的病毒它才會在全球流行。我們人類文明發展的階段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這種大流行會存在嗎？它不會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看似是客觀世界產生的這種病毒的變異帶來的不確定性，從人類文明角度來說，它是內生的一種結果。
觀察經濟形勢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風險成本分析法，過去談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確定性會帶來風險，風險會轉化為成本，這個成本會變成企業的成本，個人生活的成本，也會變成政府的成本。當這個風險上升的時候，各方面的成本都會上升。當前面臨的三重壓力，實際上三重的不確定性相互疊加在一起，需求收縮，是十分典型的內生的因素。供給沖擊，從國家來說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帶來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其實它也是內生的。全球化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這種情形。這也是人類文明在這個階段內生出來的。
預期轉弱、經濟增長，我們平時談得比較多，經濟既有增長也有收縮，但我們只看到了增長，沒看到的是收縮。經濟增長是凈增長，等于增長扣除收縮之后得到的一個結果。經濟是在不斷地增長和不斷地收縮之間交替出現的，發達國家的增長多，收縮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說不發達的國家，收縮加大，增長減少。
這三重不確定性的疊加，實際上就歸結為風險在公共化，風險在全球化。而各種風險又在疊加糾纏，這是量子力學的概念，風險是一種疊加態、是一種糾纏態。風險是一種虛擬的現實，這個虛擬的現實不能說把風險預測越好，防范風險做得越好，風險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輕心的時候，風險就到了你的頭上。所以風險是無法消除的，這跟我們傳統經典科學思想的邏輯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認識不確定性及其風險，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看到現在經濟內在的不確定性及當前經濟形勢的特點。
從中長期來看當前的形勢，今天面臨的問題與三重不適配直接相關，一是社會轉型與經濟轉型不適配，比如說我們經濟轉型，市場化的改革、推動是走在前面的，而我們的社會轉型是落在后頭的。我們過去不僅僅是有計劃經濟，實際上還有計劃社會。我們計劃經濟的改革成效非常明顯，我們計劃社會的改革相對滯后。比如說有戶籍的問題，戶籍有各種各樣的權利所導致的社會基本權利的一些不平等，還有社會身份的體制，這實際上都反映出社會轉型制約經濟轉型。
市民化制約了市場化，導致資源錯位的風險上升，這種資源錯配不僅僅是物質資源。首先是人力資源的錯位，這個風險在急劇上升。還有物力、財力的資源錯位，這導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個不適配就是經濟轉型與綠色轉型不適配，我們當前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與此相關的。
第三個不適配就是政府轉型與發展轉型不適配，進入新時代，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政府怎么樣適應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我們一直都在強調，一直在推動政府轉變職能，但是政府轉型發展的轉型步伐存在不適配的地方。
我們進入新發展階段，要構建新發展格局，用新發展理念去推動政府轉型。現在面臨的一些問題，比如說政策的合成謬誤，不同的政策從各個部門來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現問題了，這叫合成謬誤。還有一些分解謬誤，就是這個任務是一個整體性的任務，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會出問題了，這樣的現象是存在的。
政府轉型和經濟轉型需要適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確定性，構建新的確定性，才能穩住當前的經濟形勢。
體制機制梗阻，循環不暢導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確定性變成風險，風險轉化為成本，這樣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觀成本、微觀成本，現在成本上升，在企業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業感受到了這種成本的上升，政府財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業成本壓縮利潤空間，生活成本壓縮需求空間，政府成本壓縮財政空間，經濟社會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會加大。所以我們要提升經濟的這種韌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風險，降低公共風險就要構建新的確定性。
如何構建新的確定性？當前的經濟運行邏輯、發展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金融成為現代經濟核心，需要重新認識貨幣、銀行、金融市場，需要我們有體制機制的創新，為什么一直強調直接融資，但是直接融資的發展難以盡如人意？在這方面是與體制機制有關的。
當前宏觀的不確定性改變了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生產函數、消費函數都已經變了，如果還是按照原有的這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去制定政策，來思考對策，那毫無疑問這就會導致刻舟求劍。
政策的基本邏輯，要對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分析進行權衡。現在是一個高風險的時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七大政策，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臨著七大風險，也正是因為看到了七大風險，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遠矚的，看到了風險，用政策去對沖這些風險。
除了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體制機制的創新，體制機制的創新就是去構建新的確定性，我們的選擇就是權衡風險、轉化風險、對沖風險、降低風險，對風險進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對于中長期目標，我們應當更加關注戰略風險和長期風險，因為短期政策解決不了長期問題，更不可能化解長期風險，所以各項政策都應基于治理的要求來制定和實施，應當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大家來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來制定這些政策，這個政策才可能是最為確定性的，才能避免這些政策各行其是，進而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
我們應當著眼于中長期持續、深入、全面推進階段性改革，社會轉型之后是經濟轉型，目前我們面臨著結構性的扭曲，我國城鎮化按常住人口統計將近64%，但是我們按戶籍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只有45%，在發達地區差距更大，這就是反映了就業結構的改變。人們就業的形態變了，但是我們的社會身份的結構卻沒有發生變化，這就是說我們現在面臨著三個二元結構的問題，經濟的二元結構、社會的二元結構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結構。所有制的二元結構不僅僅是國有、民營的問題，還有國有和集體的問題，還有土地，既有國有土地也有集體土地，這種情況下土地怎么形成一個統一的市場？這都是與二元所有制直接相關的問題。農民是生活在集體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國有的土地上，農民的財產權利和集體經濟、集體土地是綁在一起的，這就是常說的農民怎么樣市民化？不僅是進城難的問題，也有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農民的財產權利怎么樣隨身攜帶跟轉移，現在同樣面臨著體制機制的障礙。
從這點來講我們國家按戶籍人口算，從社會身份的意義上有55%的農民，只有45%的市民。這個意義上我們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但我們往往忽略了這一點。
所以我們實現現代化，要以人民為中心，實際上是要解決農民問題。只有農民減少了，市民增加了，我們才可能真正地實現了人的全面發展。所以市民化這個過程，也是廣義上講的現代化的過程，也是鄉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變化的過程。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如何破解這個二元結構，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是當前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第三，預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構建新的確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為不確定性給大家帶來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來觀望、等待了，這個時候要構建新的確定性，找到新的坐標。
針對不同的主體，事先有針對性的應對管理措施，比如說市民化的預期，平時講消費預期、投資預期，從整個社會整體來看，市民化的預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響，但是對中國的長期可持續的發展至關重要。
政府行為的時度效，從不確定性出發才能構建新的確定性。如果我們從確定性出發，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確定性。我們現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現一些問題，可能就是從確定性出發，以為政策是沒有問題的，沒有對這個政策做預評估，沒有對政策輸出的過程進行深入的風險的評估分析，所以導致一些政策設計不應當導致了一些結果。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政府時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維的基礎之上，從不確定性出發才能構建新的確定性。
最后一點就是財政、貨幣政策要協同發力，這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財政金融屬于相互貫通的兩個層次，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財政是社會共同體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層次的問題。貨幣是國家對人民的虛擬負債，跟我們平時講的負債不是一個概念。利率為零時，國家債務等同于貨幣。怎么運用好國債、貨幣這兩個規律，這是當前宏觀政策的一個關鍵問題。還有專家專門講金融的問題，在這里我不多說，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它和實體經濟又是什么關系？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
時間關系我不多講，說的不一定對，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根據現場記錄整理